新修订的《科普法》在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均提到了科普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包括建立专业化科普工作人员队伍以及设置和完善科普相关学科和专业，培养科普专业人才。

　　提到科普人员队伍建设和科普专业人才培养，就需要有完善的体系，包括但不限于科普人员能力的组成部分，支撑各部分的教材及培养模式等等。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加强科普的理论研究，为科普人才培养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础支撑，以便他们能够用更科学的方式方法对科学进行普及，因为科普是对科学的普及，普及的是科学，一定要有科学内容，但同时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做科学的普及，也就是要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普及，否则就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也会导致很多假借科普的名义开展的非科学行为。

　　如果说公众平时接触的各类科普内容是“知识之流”，那么对科普的各种研究而产生的成果就应该是某种意义上的“知识之源”。科普创作的目的是提供公众能够消费的产品，而科普研究的成果也是产品，是提供给科普从业人员消费的产品，虽然两种产品的目标用户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它们应该是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的，也就是说科普从业人员用科普理论研究提供的产品去进一步生产出供广大公众消费的科学文化产品，因而这就需要系统性地看待科普工作，在使用知识之流的同时注重培植其源，打通科普创作实践与科普理论研究之间的通路。

　　但在现实情况下，很多科普从业者会持这样一种主张，即当前活跃在一线的科普人员绝大多数都是“自然进化”的，甚至是半路出家的，一方面因为科普尚不是一个专业，另一方面也因为对于科普从业者的成长还缺乏系统性的培训和培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于进入科普领域的科研人员来说，他们在开展科普过程中所需的技能往往是自己的“顿悟”，毕竟他们求学过程中所接受的是如何开展科研的培训，而非如何将科研成果传播给广大公众的培训。

　　如果上述观点能够得到认同，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呼吁或者说主张加强对科普理论研究成果的传播与扩散，让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单纯地出现在学术期刊中，毕竟从事科普实践工作的人员往往不太会主动地查阅这些学术期刊上刊登的学术成果，这其实可以认为是对科普的“科普”。

　　当然，随着国家对科普工作的重视不断提升，公众科普需求日益旺盛，以及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热情的持续高涨，科普工作的提质增效就变得异常迫切，这也同时呼吁对科普研究产生的理论成果进行广泛的传播与扩散，助力科普的高质量发展。

　　为了让科普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凸显效果，助力科普从业者的实践工作，一方面需要深入研究，以实践为基础，探讨科普的路径与方法，另一方面也需要让科普研究的成果有更高效的传播路径。当然，发表学术期刊文章的一个选择，但同时也有另外的可选路径，比如资助出版科普研究领域的专著。

　　当然，很多机构都有各种面向科普创作的资助，但是通过相应的统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资助往往关注的是科学内容的生产，也就是对科学进行的普及，而鲜有对科普研究这种产品的投入和支持。个人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使用知识之流，而不培植其源的“竭泽而渔”。因为只有在理论研究指导下的科普内容生产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公众的科普需求。

　　科普作品要解决公众的困惑，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使用科学，同时树立科学理性，弘扬科学精神，而科普理论研究实际上要解决科普工作人员的困惑，即如何做好科普工作，用什么样的方式开展科普工作更有效果，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变成公众能够理解的科普等等。当然这种理论研究和纯学院派的研究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它应该是用户需求的，而这里面的用户就是科普工作人员，也就是要有产品思维，是要能卖的出去，是能够被科普工作者所使用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人会认为科普上不存在理论，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前文提到的很多“自学成才”的人摸索出了自己的一些“套路”之外，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一些纯理论研究成果没能解决科普从业人员在科普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困惑，让他们产生了一些错觉，即科普不需要理论。实际上，既往的一些访谈和调研可以揭示出这样一种现象，即便那些“自学成才”或“半路出家”的科普从业人员也是不自知地用某些理论和方法在指导自己的科普工作，只不过他们没有去静下心来总结和思考。当然，这也涉及科普研究还存在着很多有待提升的方面，比如不能脱离科普工作实际需求就理论谈理论。

　　而说到资助科普研究成果的出版，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面向首都地区公开征集2025年科普创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中就增加了相应的条款，提到“着眼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工作能力开展的科普理论、科普方法等研究”，几年前，该资助项目就曾支持了一批引进的科普理论研究成果，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今再次恢复这个方向，对科普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而且也是培植“知识之源“的一个举措，用更多更好的科普研究成果支撑更多更好的科普创作成果。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