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科普的研究人员，还是科普从业者，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当前的科普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的高质量发展，各种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科研人员对科普工作认识的改观，公民科学素质的大幅提升等等。这都导致科普不能单纯地停留在传播或者说灌输知识这个简单的层面上，而是要让公众广泛地参与到科学之中，当然这种参与不仅仅让公众“在场”，更需要他们发挥积极性，甚至是介入科普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之中，进而基于共识而形成“良善”的科普产品。

　　正因为科普模式发生了变化，科普人员就需要了解到底什么是科普，为什么要科普，以及如何去科普？甚至也包括如何评估科普的效果。

　　常规而言，科普的目的是提升公民的科学素质，科普要采用目标受众愿意听，愿意玩，愿意读或者愿意看的形式，总之就是要与公众关联起来，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单向的传播方式。我们可以把科普看作是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有目的的干预，以让公众更广泛地关注科学，从而清除可能存在于公众之中的任何阻碍科学发展的不利因素。

　　但是这种干预能否达到目的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考察。比如，从单向传播的角度来说，科普人员在做科普的过程中，本身就已经对要传播普及的内容施加了某些影响，或者说选择，框架，甚至是建构了要传播的内容，这既可以理解为某种出于一定动机的干预，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噪声，而在科普内容进行传播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噪声和干预，这当然包括各种传播渠道和传播技术的影响，甚至受众解读信息时也会基于自身的理解，想法和经验等等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解读，甚至是误读，这也是一种干预，只不过是接受者的干预，当然也可以把自身的理解，想法和经验看作是噪声，因为人们会借助于动机性推理，各种启发法等来同化或者拒斥某些信息。全程下来，最初传播的信息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其实有点不太可控。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需要公众参与科学，当然这种参与不是“骰子已经掷出”之后的征求意见，而是学术界比较提倡的而且在现实中比较有效的“回溯上游参与”，也就是“自下而上”的协作，这种参与其实是交流，是交互，不是交换，是促进科学民主化的一种手段和机制。就好像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互换之后，依然是一人只有一个苹果，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交流之后，每个人都有了两个想法，而且还有可能建立起这两个想法之间的关联，或者说逐步达成共识，进而实现信任的构建，保持政策的韧性，因为公众参与，尤其是在活动设计阶段就引入参与机制既可以理解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和需求，增加后续政策的社会适应性，而且也能够使得出台的政策具有活力和可信度，从而提升公众对科研机构的体制性信任，因为信任是科普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如果我们从干预的角度来说，这种多方参与的干预机制会更加有效，因为它强调全流程介入，发挥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能够实现多向赋权，通过有效的反馈机制，有助于构建可持续的生态，通过平等协作实现科学价值与社会需求的有机统一。

　　当然，在公民参与科学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那就是非常有可能参与其中更多公众往往是对科学已经感兴趣的一部分人，而那些对科学并不了解的人不太可能参与进来，因而这也需要采取可行的措施，让这部分人参与到科学之中，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干预。因为好的参与通常始于承认并确认人们现有的信念和态度，然后就人们所珍视的议题开展对话。实际上，这就是研究真实情境中的科普，也是科普发生的地方。

　　科普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它是为了实现一种目标或目的，对有关科学的观点和信息进行交流，以更好地促进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理解，或者在与科学相关的议题方面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公众的观点和关切，而这离不开公众对科学的参与，或者说是各方的共同干预。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