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从事科学传播的学者认为，当充任传播者的现代科研人员想要面向公众开展科学传播时，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好态度”，更需要技能和战略。当然这涉及对科研人员的科普培训，比如科普的方式方法，科普的理念，同时也包括培训他们如何传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精神气质，比如科林斯就认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可能是科学对社会最有价值的贡献”，那么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大背景下，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传播就变得更加重要，而且科研人员的特权不再是他们是否打算与公众进行交流了，而是如何与公众进行交流。

　　新修订的《科普法》第三十九条明确：国家加强科普工作人员培训和交流，提升科普工作人员思想道德品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建立专业化科普工作人员队伍。当然，在探讨如何开展培训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科普意愿和科普行为，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为培训设计相应的课程和操作方案。

　　既往的研究表明，科研人员对科普的态度、效能和规范都可以有效地预测他们参与科普的意愿。从态度的角度来看，既往的积极经历会促进他们未来继续更多地参与科普工作；规范可以包括描述性规范和主观规范，即科研人员认为他们的同行正在做什么以及科研人员认为他们的同行会期望什么或者支持什么；而效能则包括自我效能、反应效能和时间三个维度，具体来说就是，科研人员对他们参与科普时的技能的感觉，科研人员对参与科普活动可以带来有益效果的信念以及科研人员对他们有时间参与活动的信念。

　　因而，从上述三个层面上来说，我们需要让科研人员在科普中有积极的感受和反馈，或者说让他们更多地接触那些在科普中获益的同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他们对科普的态度更加积极，也会让他们萌生开始参与科普的念头，以及坚定继续参与科普的信念，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营造有利于科普的氛围和环境，这包括同行之间的支持，技能上的培训，参与时间的合理安排等。

　　而说到培训，从实践的层面上来说，目前各个层面上都有很多可供选择的科普培训，从政策解读，到理念的传达，到科普的方法，甚至到如何运营一个自媒体等等，应该说门类很齐全，范围也比较广泛，只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培训往往针对的是已经走上某些特定岗位的人而准备的，也就是职业基本稳定的人群，或者说是已经完成了学历教育的人群，因而我们似乎忽略了职前培训这个阶段。

　　就好像很多工作上岗之前都需要接受相应的培训一样——当然学历教育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定的职前培训，科普的培训实际上也应该关口前移，关注到未来有可能从事科普的人群。虽然当前科普还不是一个学科或者说专业，但是似乎在高校里开设相应的科普课程是有助于为未来培养更多的科普人员的，当然新修订的《科普法》第二十条对此也有相应的要求。

　　而如果我们再回到影响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因素这个话题上来，我们似乎就可以这样认为，在学历教育阶段对科普有所了解，参与过科普活动并且有积极的反馈，那么未来这些人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一定会对科普这件事有更积极的态度，虽然他们未必会从事科学研究或者科普相关的工作，但至少对于氛围的营造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更何况很多人还是会走上科研工作的岗位。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以国科大在2018年3月21日正式启动的“春分工程”为例，学生们以科普报告、科普活动等形式走入中小学、社区和各种场合向公众传播科学，激发公众的科学热情，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这可以看作是“春分工程”的显性影响或者说短期效果，而它的长期影响和未来效果更不能被忽视，那就是这些参与科普工作的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一定会对科普工作有独特的贡献，不论是对科普的态度上，还是对科普所采取的行动上，而这些行动应该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职前培训。

　　当然，如果我们把科普视为一种传播行动的话，那么除了以项目的形式提高参与者的认知之外，实际上还可以通过开设通识课或者科普类课程的方式进行，甚至是从把传播视为一项未来人才必备技能的角度来对待科普这个问题，比如斯普林格出版社有一本名为《理工科学生科学传播实用指南》（Teaching Scienc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A Practical Guide）的书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它主要面向在校理工科学生，指导其如何进行有效的科学交流。这本书认为，虽然理工科学生未必都会走上科研岗位，但是（科学）传播能力是其必备能力之一，而为了提供这种必备能力，这本书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包括如何更好地传播科学的背景和理论以及指导如何进行科学交流的实践，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职前培训的参考和指南。

　　因而，着眼未来，如果我们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科普人员，以及要为科普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就需要从影响科研人员参与科普意愿的因素入手，并且关注职前培训的重要性。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