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与技术文化可追溯至人类文明早期，始于人类对工具的使用。科学文化源于17世纪自然哲学家、博物学家的科学建制，伴随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19世纪现代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科学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扩张带来了现代文明，它与现代性相辅相成，而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代，技术文化则与后现代性交相辉映，探索着当代技术文明对人类身体的改造带来的人类对具身体验的再认知。

　　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都属于当代科技哲学文化转向的产物。科学文化是科学人在科学活动中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即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规约，是知识、技艺和态度的组合，更强调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等形而上的“精神性”规约，而技术文化更加侧重“物质性”相关联的身体、身份和主体性等问题，人通过技术自我构造，甚至塑造自己的身体，技术文化则在技术调节的文化中寻找表达对技术改造后的身体认知的新途径。

　　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有赖于具体的人际交流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科学中心以科学传播为己任，在展项研发实践中对科学的传播可体现在展项图文版的科学原理中，向观众说明该展项体现的科学内容，而这种科学内容更多的是科学知识类的显性科学，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等隐性科学内容则难于表达；至于科技对人类身体和主体性带来的改变这类技术文化范畴的展示与传播，在科学中心传统的偏重学科式主题的展厅中则更加难以实现。这就要求科学中心的展项研发设计打破固有的展项概念设计思维束缚，从展览内涵、素材发掘、内容表达、展示方式上另辟蹊径，打造适于传播科技文化的展览内容、形式、模式与机制。

　　首先在科技叙事上要叙述科技背后的人文故事。关于叙事的研究由来已久。作为一种传播形式的叙事，致力于提供一种有理有据的、关于个人体验的描述，更易于勾起观众的回忆、缓解焦虑、缩短观众所需要的阅读时间。在人类认知中，叙事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在本质上有助于推动人类信息处理的四个主要步骤：动机与兴趣、认知资源的分配、阐释和向长时记忆的转化。叙事认知代表着人类思维的缺省模式，为现实提供结构、服务于记忆的深层基础。叙事本身在认知方面的优势有助于科技文化的传播。

　　此外，叙事在本质上具有说服性，有利于向观众传播科学，可增进观众对科技文化的理解、兴趣和参与度。比起数据、说明、推理等阐释思路，叙事更适合对非专业观众的科技文化传播。相较于传统的逻辑缜密的科学传播，观众更易于理解叙事，并参与其中。蕴含科技文化的展项叙事通过整合文学上的叙事学理论，形成叙事传播理论，并将其运用在科技文化传播语境中。

　　其次在科技史的维度上要再现地域性科学精神传统。科学博物馆分为自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三大类。作为第三代科学博物馆的科学中心通常没有藏品，以互动体验式展品为主的展示模式在阐释知识背后的精神价值、展示科技对当地社会的意义等传播科技文化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超越科学中心固有局限性的方法之一是在科学中心的互动展品中融入科学工业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加入人工制作（包括科学实验仪器、技术发明、工业设备等）的藏品或复原制品的展示，甚至可以加入自然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即加入自然物品（包括动植矿标本等），将科学中心还原到广义的科学博物馆概念中去，将科技置身于更为广袤的历史与自然的空间中去，将科技知识丰富为科技文化。

　　当代博物馆人类学与批判性策展研究学者亨里埃塔·利奇在探讨博物馆语境下展览如何生成意义时，将研究路径细分为对物品、文本与视觉表象等各种要素内部秩序的“诗学”和将展览作为机构权力场所、更为侧重语境和权力关系表达的“政治学”。引入科技史维度的策展策略既是诗性的，同时又是政治性的，前者是展览的内部秩序，而后者则是这种内部秩序背后所映射的地域性政治与社会语境。科技史可以推动这种内部秩序向外部映射的转化，在当今科技馆全球化趋势下，可引入不同国家的展览，感受世界各地人民如何思考科技的意义与变迁，以人类共通的同理心，建构区域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架构沟通不同国家之间桥梁与文化对话的手段，共诉对历史的传承，以及对未来的引领。

　　再次从科技美学上要把人类作为自然世界的审美者。科技与艺术都是看待人和宇宙的模式，科技聚焦于自然，把人看成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艺术聚焦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科技与艺术都根植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科学技术哲学学者孟建伟将西方人文主义归纳为三种形式：强调理想化的“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体现了理性和感性（非理性）、科技与人文（艺术）的融合；强调“非理性的人”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表现为感性（非理性）与理性、艺术（人文）与科技及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尖锐对立；强调“人”及其“人性”的消解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科技与人文的关系表现为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方面，表现为科技与人文相互分离和对立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在两种文化之间又出现了某种微妙的整合趋势。相应地，当代科技文化中科学与艺术既对立、又统一于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中。科学中心观众对展项的参与、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活动。科技美学作为手段与机制，其意义贯穿“展览-观众”的全周期互动过程：互动前通过新奇的现象引人入胜，互动时以感官交互触发体验，互动后以心灵共振延展余韵。

　　最后在科技艺术层面上要注重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展项叙事。媒介环境学派奠基人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通过分析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提出我们所经历的三个文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制造工具的文化阶段，工具服务于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尚未影响到文化的尊严与完整；第二个阶段是技术统治的文化阶段，望远镜的发明推动了科学革命，摧毁了地球中心主义的观点，虽然工具企图变成文化，但尚未进入文化；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垄断阶段，也就是当今我们所处的阶段，技术的进步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使得人的生命必然要到机器和技术中寻找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的影响愈发广泛和深刻，作为一种变革动因的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医学中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眼镜、手机等辅助设备，人类在后现代的生存状态中已然不可能是完全自然的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科学技术研究（STS）学者、女性主义理论家与跨物种伦理哲学家唐娜·哈拉维提出以模糊的人、动物、机器之间的界限为标志的赛博格概念，重建了一种多重的、差异的、多元的后现代主体，一种主客体以及主体间边界模糊、虚拟与真实杂糅并具备后现代破碎、不确定以及多重自我的混合主体。数字人文的兴起与发展很好地诠释了科技与文化的融合的可能性，通过数字艺术作品，表达和反映当代科技文化内涵，也是科学中心进行科技文化传播的可行之策。

　　概而言之，正如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相信科技将带来非集中化的民主社会与万物和谐的文明思想，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也倡导一种科技与文化的和谐生态，人类、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科技文化语境的作用下终将呈现出一种有机力量、科技力量和文化力量之间的平衡。为此，科学中心展览研发需要不断提升的科技叙事、科技史（特别是科技思想史）、科技美学和科技艺术等方面的能力，并在策展中合理运用之，以科技文化传播为己任，消解科技与文化之间的藩篱，构建人类、科技与文化和谐共生的平衡生态。

　　（本文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科研项目《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传播机制和方法研究》（250103）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娜 广东科学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