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需要讲故事——从神经机制到社会信任的深层逻辑

  作者：王大鹏

  在向公众传达有关潜在灾害的预测信息时，科学家主要依赖于实证数据的呈现，却很少关注关于公众如何解读这些信息的实证研究。现代神经科学的证据表明，大脑的主要功能是“稳态调节”，即对稀缺身体资源进行最优分配，因此对于信息的传播来说，那些可以促进经验性加工和情感参与的信息框架，要比依赖高能耗认知精细化过程的框架更受青睐。一方面，经验性加工比认知精细化在代谢上更为高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情感本身视为一种数据，它在引导注意力聚焦于值得投入稀缺身体资源并采取行动的信息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面向公众开展科学传播时，其目标通常不仅是告知或教育，还希望以特定方式影响公众的态度、信念和行为。然而，相关的研究表明，一旦缺乏信任，仅靠信息本身不足以克服信息的偏见性吸收，即使这些信息代表了科学共识亦然。由于大脑具有“吝啬”特性，人们更可能关注并情感参与嵌入故事结构的信息。而那些缺乏情感相关性的信息更可能被大脑视为噪音，难以进入“情感生态位”（即我们在特定时刻关注并关心的事物）。也就是说，单纯的信息框架很难有效激发出情感反应。因而，我们可以认为，相较于基于事实的框架，故事在触发情感参与和促进行动方面更为有效。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知识前所未有地丰富且多元，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行动似乎并未同步提升。气候变化、疫苗接种、人工智能伦理等议题一再表明，仅仅传递事实，并不能让受众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指向一个关键结论：科学传播若要真正有效，必须学会讲故事。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好莱坞导演兰迪·奥尔森在《科学需要讲故事》（2018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一书中以“科学与叙事结合”为核心，系统阐述如何运用好莱坞技巧优化科学表达，并提出了用“ABT”（And, But, Therefore）框架构建故事逻辑。同时在《别做这样的科学家》一书中，他再次重申科学传播需突破过度理智化、缺乏想象力等误区，引用“ABT结构”“雪莉法则”“唤起与满足”等工具重构传播策略，强调通过故事化表达实现“科学人性化”。

  如果说科学需要讲故事，那么科学传播就是要讲好科学的故事。

  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讲故事呢？这里面涉及神经科学的一些发现。

  可以认为，大脑不是为“数据”而生的，而是为“故事”而设的。神经科学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大脑并非一台冷静的逻辑处理器，而是一个以生存与资源优化为核心目标的预测机器。所以它的首要任务并非进行理性思考，而是维持生存所需的能量平衡。它优先采用低能耗的“经验性加工”来快速判断环境中的威胁或机会，而非耗费大量能量进行抽象推理。

  而在这个过程中，情感不是干扰项，而是核心信息。即情感先于理性，大脑通过内感受系统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形成“情感数据流”——这是一种比理性分析更节能、更迅速的评估机制。当科学信息以冷冰冰的数据形式呈现时，它很难激活大脑的行动准备状态。相反，当我们听到一个关于某人因未接种疫苗而病重的故事时，大脑会迅速激活与共情、恐惧或关怀相关的神经回路，这种情感反应远比看到“疫苗有效率95%”的统计数据更直接、更强烈。

  故事通过具体的场景、人物和冲突，将抽象风险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体验，从而绕过理性防御，直抵行为动机的核心。

  同时，大脑结构使我们对社会认同和群体归属有着根本需求。这意味着我们评估信息时，不仅考虑其逻辑正确性，更在意其是否与我们的群体身份和价值观念相容。当科学信息被视为对群体认同的威胁时，即使是最理性的个体也会产生心理抗拒。而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会“从其所持身份中获得社会与个人价值感”。这也就是说，在处理新信息时，“理性”个体可能（潜意识地）愿意牺牲事实准确性，以避免因更新信念而导致珍贵社会纽带断裂或对其身份构成严重威胁。事实上，既往的研究已然发现，科学素养高的个体在争议性科学议题上的信念更加两极分化，人们会以支持其现有社会归属与身份的方式解读相同的实证信息。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科学传播的有效实践，我们更加倾向于认为，科学传播需要讲故事。因为故事有助于激发共情，打破“身份保护性认知”的壁垒。面对信息洪流，人们对科学信息的接受程度往往与其价值立场、文化身份密切相关。而面对与自身价值观相冲突的信息，人们倾向于启动“动机性推理”——不是问“这是真的吗？”，而是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故事的力量在于其“去对抗性”。当科学信息嵌入一个有血有肉的叙事中，尤其是当主角与受众共享相似背景、价值观或困境时，听众更容易产生“叙事沉浸”，暂时放下戒备，进入角色的世界。这种状态下，信息不是被“分析”而是被“体验”，从而减少了对抗性信息处理的动机性推理。研究表明，一个强有力的气候故事比一组统计数据更能引发持续的行为改变，也就是会说话的不是数据，而是故事。

  故事还通过可识别的人物与情节，触发催产素的释放——这种神经肽是建立信任和共情连接的生物化学基础，它有助于增强信任和亲社会行为。当科学家只呈现数据而隐藏背后的探索历程、失败与突破时，他们便放弃了这种强大的连接机制。公众需要看到的不仅是科学结论，更是科学家的思考过程、价值观和人性维度。

  虽然有关调查数据表明，科学家的守信程度远高于其他行业，但是科学家不是天然的“可信信使”，因为信任是一种被授予的“资本”。对于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不是你认为自己有多值得信任，而是受众认为你有多值得信任。而对于目标受众而言，他们起初并不关心你知道什么，他们想知道你关心他们。若信任从未被破坏，人们或许根本无法意识到信任曾经存在过。而故事则是建立或者重塑信任的一种重要渠道。当科学家在叙事中展现自己的困惑、失败、挣扎或对人类的关怀，他们就从“旁观者”变成了“有温度的人”，并且用感性的叙事表达了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知。这种人性化的表达拉近了与公众的心理距离，增加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那种认为公众之所以不支持科学，是因为“知道得不够多”的观点已被反复证明存在漏洞，因为，信息供给的增加并不自动转化为态度或行为的改变，真正的障碍不在知识，而在意义、信任与归属感，故事则有助于构建这些意义。

  之所以要强调科学需要讲故事，是因为人首先是故事的动物。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说服别人时应该具备三个要素：逻辑、同情和道德。当前的科学传播非常偏重逻辑，却忽视了后两者。而神经科学、心理学与传播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没有情感共鸣的逻辑可能是空洞的，没有信任基础的知识可能是无效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传播需要讲好科学故事。这不是对科学的“降格”或“包装”，而是让科学真正服务于人，理解人，并被其所理解。因为在算法主导的信息环境中，情绪化、极端化的内容往往获得更多传播。如果我们的科学传播放弃了讲故事这个“阵地”，那就等于将定义现实的话语权让位于他人，而科普所放弃的空间，很快就会被伪科学所占领。在人类认知的图景中，故事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理性信息得以被接受和整合的必要载体。当学会讲述既尊重事实又触动心灵的故事时，我们就不仅是在传播知识，更是在为所传播的科学赢得信任。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