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在与朱利安·赫胥黎合作撰写《生命之科学》的时候，H.G.威尔斯警告他说，“你的读者与你一样聪明，他们只是不具备你所拥有的知识，因此不要用那些他们不熟知的‘专业术语’来激怒他们。”

　　这也表明，科学要大众化，必须用大众话，只有用大众话，科学才能实现大众化。简而言之，就是要用目标受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传播科学。因为，“传播的目的就在于将一个人的思想植入另一个人的思想，”虽然这有说服的意味，但是这种“植入”必然涉及对方对所传达内容的可理解性。

　　记得几年前，宋英杰老师在他的一条朋友圈里讲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2012年7月，日本九州地区遭遇特大暴雨。由于很多偏远地区的民众没有理解预警中使用的专业术语，未能及时撤离，造成30人死亡。民众抱怨，日本气象厅发布预警时往往混杂了大量专业术语的长句子，对专家而言是严谨的，对民众而言是难懂的，容易造成误解或疏忽。这一事件，使日本媒体和公众加入了气象预警该如何措辞的大讨论。日本气象厅因此改进了气象预警的表述方式，使用浅显的、容易引起警觉的语言。越是高等级的预警，语言要越简练、越通俗、越不能含糊、越要“去术语化”。

　　这其实解释了一个长期存在于科学传播领域的问题：专业术语可能构建的无形壁垒，将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受众挡在了大门之外。正如劳登所言的那样，（专业术语）似乎在一门学科的门口站岗，好像要阻拦任何初学者进去。

　　科学性是科学传播的灵魂，但是在科学与公众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科学传播常常陷入一个悖论：越是追求“专业”与“严谨”，越可能将公众拒之门外。而问题的关键之一，正是对专业术语的过度依赖。这种“术语壁垒”不仅阻碍理解、削弱兴趣，更严重的是，它可能破坏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当然，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专业术语是必不可少的精密工具。它像一套高度标准化的代码，确保研究人员能在特定领域内进行高效、无歧义的交流。如果我们对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提出的“范式”进行稍微拓展的话，便可以发现专业术语也是它的组成部分，同时术语有助于定义学科的边界和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通常不能通过字面理解的语言，术语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既保证了学科内部的高效交流，使团体成员可以通过分辨其他未掌握相应术语的非团体成员来增加归属感，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分支学科的产生。由此，术语在内涵和作用上与科学发展相契合，通行于科学共同体内部。

　　同时科学术语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准确和权威的化身，成为传播知识的单纯载体，而且本身并不会对内容产生影响。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使用术语逐渐成为行业共识。科学家开始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术语是准确表达的基础，在交流过程中通过减少术语从而使内容简单化的行为则会对其专业声誉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当科学知识需要跨越实验室和学术期刊的边界，从内部传播走向大众传播，进入公共领域时，这套“内部代码”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术语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的诅咒”，即我们倾向于认为吾之所想即人之所想，而术语是“让人清晰易懂地科学写作的最大敌人”。以《自然》 （Nature）杂志为例，在创刊的前 78 年（1869—1947 年） 中，该刊发表的学术文章的可读性与一般大众文本（如新闻报道）并没有太大差异，然而情况在 1947 年之后变得不同—论文的可读性开始逐年下降，术语的使用量增加正是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过多地使用术语会制造理解障碍，架空传播的根本目的。因为科学内容若不能被理解，再准确的信息也毫无意义。当信息接收者缺乏相关背景知识，术语便成了认知障碍，而促进公众理解、激发兴趣并推动基于知识的理性行动则无从谈起。术语导致的排他性语言也在无形中将公众划分为“圈内人”与“圈外人”，使一些科学传播文本沦为小圈子内部的密语游戏——即所谓“小圈子式写作”（coterie writing），其中有可能还充斥着连同领域研究者都未必能立刻理解的缩写、行话与晦涩表达。普罗克认为“大众读者并不希望科学在传播过程中，自己会被认为智力不如他们的老师”，也无法对“满是晦涩或专业术语的表述产生兴趣”。

　　此外，科学传播文本中的术语还有可能侵蚀信任，引发对传播动机的质疑。术语可能被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其中一些方式可能导致外行人士怀疑科学家或科学机构是否在为公共利益工作，或者被视为使用技术语言来掩盖令人不安的真相（例如，我们尚未获得足够证据以获得完全批准）。当科学家或机构频繁使用公众无法理解的语言，容易传递出一种冷漠甚至傲慢的姿态：仿佛不在乎信息是否被接收，只在意自身表述是否“规范”。

　　最后，术语还会强化权力的不对等，违背对话精神，进而抑制参与和行动。科学传播的终极目的不仅是传递知识，更是激发兴趣、促进理性判断并引导负责任的行为。这就需要科学传播的文本“确保读者感到被包含在对话中，而不是被说教或被居高临下地对待”。术语的过度使用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凸显并强化了专家与外行之间的知识鸿沟与权力差异，使传播变成了单向的、带有权威压迫感的训导，而非双向的、尊重的交流。

　　当然，值得强调的是，“去术语化”不等于“去专业化”。它要求的是精准翻译，而非简单删减。或者说，这并非要求科学内容变得浅薄或丧失严谨性，而是要求传播者进行深刻的视角转换与修辞创新。优秀的科学传播者要学会在保持科学准确性的前提下，用公众熟悉的语言阐释复杂的科学内容。例如，将“mRNA疫苗诱导免疫应答”转化为“这种疫苗教你的身体识别病毒，就像提前发一张通缉令”。

　　那么，如何实现在科学传播中做到“去术语化”，从而实现传播效果呢？

　　关键在于转变姿态——从“展示专业”转向“服务公众”。语言学中的“积极礼貌”的理念可能对此会有所启示。它旨在“最小化”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与权力差异，在科学传播中尤为必要。它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使用友好、非正式的语气，承认概念的复杂性，缓解读者可能因不懂而产生的焦虑；通过讲故事、设置悬念、提出共同关心的问题等方式，将读者带入科学探索的语境；使用“我们”而非“你们”或“人们”，将传者与受者置于共同面对问题、一起思考的伙伴关系之中。这能够有效消解对立感，营造共情与协作的氛围。同时要“抱着大多数受众是科技‘零基础’的心态”。这意味着彻底摒弃通过术语标榜专业性的潜意识，以及不要出于标榜专业的目的去大量运用专业术语，而是“尽可能让受众充分理解科技”。

　　总之，去术语化不是妥协，而是体现了面向公众时的谦逊与共情，简单易懂的信息不仅是为了促进信任，也是为了增进理解和赋能决策。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