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应物所）原所长徐洪杰去世半个月后，一场以追思和战略研讨为主题的“务虚会”在研究所召开。

　　在2兆瓦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实现钍铀核燃料转换、中国站稳世界钍基核能研究前沿的关键节点，研究团队必须梳理清楚，如何从徐洪杰手中接过中国钍基核能研究的大旗。

　　会上，团队骨干重温了中国科学院钍基核能领域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立项前，徐洪杰进行所内动员时的PPT。令人惊讶的是，15年前申请立项时，徐洪杰就已经在高维视角下，对钍基熔盐堆的技术框架和发展路径进行了准确判断和清晰规划……

　　判断一：科研要围绕应用展开

　　“只要国家需要，我必义不容辞……”这是徐洪杰常说的一句话。

　　1989年，徐洪杰在复旦大学获得核物理与核技术专业博士学位后，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应物所前身）进行博士后研究并留所工作。那时，研究所正处于“低谷期”。有两个月，研究人员的工资都无法及时发放。

　　1995年，徐洪杰出任常务副所长。上任伊始，他提出以核科学技术为主要学科方向、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立所之本的办所方针，并采取有力措施保障科研为先，整顿和做强民用非动力核技术产业化，团结全所职工开源节流，以改革求生存。在徐洪杰的带领下，研究所200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并开发了上海电子束离子阱、上海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飞秒电子束装置及高功率太赫兹波源等科研装置平台，逐渐在加速器、光子科学、核物理与核技术、前沿交叉学科等领域形成特色。

　　其间，应国家需求，徐洪杰两度转变研究领域，带领两支数百人的创新团队攻坚克难。从1995年到2009年，他用15年争取立项并建成世界一流的上海光源；此后，又“从无到有”，花16年时间将中国钍基熔盐堆技术带到世界前列。

　　直至2025年9月14日离世，徐洪杰在36年的科研生涯中完成了“兴核所、建光源、拓钍能”三件大事。

　　徐洪杰多次对团队成员说：“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应通过‘有组织、建制化’的科研，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开展应用目标导向的研究和攻关。”

　　因此，他总是从国家、中国科学院和研究所发展的大局出发考虑问题，用卓越的战略眼光谋篇布局，以超凡的战略定力带领“大军团”进行“建制化科研”。

　　上海光源立项之初，对于“团队年轻没经验”的担心，徐洪杰说：“国家需求就是科技工作者的天职，再难也要把光源建好……”

　　开拓钍基熔盐堆时，面对需要“无中生有”的局面，徐洪杰说：“只要国家需要，哪怕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优势，也要去做。”

　　判断二：目标导向的产业化

　　我国钍储量丰富且与稀土资源伴生，高效利用钍资源可在战略上确保国家能源独立。中国重启钍基熔盐堆技术路线时，钍基核能技术还是世界性难题。

　　2009年，上海光源建成，中国自此挺进“世界级同步辐射俱乐部”。这足以彪炳史册，也足以让人躺在“功劳簿”上享受鲜花掌声。然而，此时的徐洪杰再次转变科研方向，受命牵头开展钍基熔盐堆先进核能研发。

　　对徐洪杰来说，他不但要再次从专家变成“学生”，还要组织更大规模团队、挑战更长周期的科技攻关、承担更多更大的压力，甚至“无中生有”地开展研发。

　　“第一阶段我们都不知道科学技术问题在哪儿。”上海应物所总工程师、实验堆工程堆总体负责人余笑寒说。徐洪杰组织“就近转行、专业归队”的一支骨干队伍，从学习教科书、研读国外技术报告入手，逐渐确定了研发目标和技术路线。

　　2010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通过专家论证，确定钍基熔盐堆从兆瓦、十兆瓦实验堆到百兆瓦示范堆的“三步走”主线发展路线。徐洪杰进一步在项目发展规划报告中，提出发展小型模块化堆型、尽快实现工业应用的发展策略。

　　模块化有两层含义。一是反应堆本身模块化，将反应堆分为若干模块，由标准生产线加工后再运到现场“拼接”。这解决了现场生产和安装过程中环境、条件难以满足要求的问题，同时能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精细水平，保证各模块品质可控。二是通过将“小堆”拼成“大堆”，破解“大堆”建设前期投入大、周期长的难题。

　　“钍基熔盐堆不仅要建成，还要保证能用。”徐洪杰说。

　　他将钍基熔盐堆技术的发展分成四步：一是科学的实验证明，即从科学上证明该技术行得通；二是经工程验证的实验室技术，即技术要经得起小批量生产和集成装置工程的验证；三是形成能支持规模化生产的工业技术；四是最终的工业应用。

　　和多数研究机构先有科研成果再想办法转化不同，徐洪杰设想的钍基熔盐堆发展是“目标导向的产业化”，即围绕钍基熔盐堆工业化应用目标布局科研、发展技术、研发装备，从高精尖设备研制、关键材料开发，到粗重部件加工，全系统科研和探索都“为工业化而生”。

　　“这不是笼统的‘实现工业化目标’。”上海应物所所长戴志敏说，“徐所长考虑的是‘整体产业化路径’，我们叫‘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全产业链’。”

　　徐洪杰把钍基熔盐堆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作了明确区分。他将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称为“供应链”，将上游燃料开采、供应和下游各种应用场景称为“产业链”。他认为，建好供应链，才能“做出”反应堆，而反应堆工业化后，一定会带动产业链。因此，要做好钍基熔盐堆，必须妥善处理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关系。为此，徐洪杰多次亲自带领团队与核能行业的央企、国企、专精特新企业谈合作。

　　“无论是建设光源、发展核能，还是与企业合作，徐所长都是学习最刻苦、思考最深刻的人。”戴志敏说，“这也是他无论面对内部专家、国际同行还是企业负责人，都能‘华山论剑’的原因。”

　　判断三：往哪走？怎么走？靠自己

　　2025年春节刚过，徐洪杰就召开团队骨干会议，号召大家关注DeepSeek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

　　“在钍基核能领域，我们进入了‘无人区’，国际上已无可参考的经验，下一步往哪里走、怎么走，得靠自己找方向、定目标、做决断了。”徐洪杰说，“人工智能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我们要用好它。”

　　今年上半年，徐洪杰多次向团队描述钍基熔盐堆发展构想，包括他对供应链和产业链建设、钍基核能在能源体系中的定位等。他指导团队在各领域方向制定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目标。

　　“上半年每隔两周，徐所长就召集技术总体组开会，讨论钍基熔盐堆的发展方向。”反应堆物理二部常务副主任周翀坦言，“过去十几年，我们多数时间都是‘就事论事’地解决‘眼前的问题’，没有想过未来要做成什么样子。”

　　2兆瓦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成功实现钍铀核燃料转换，标志着实验堆建设工作完美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在这一节点上，徐洪杰推动团队重新思考目标和方向，讨论各项技术指标，鼓励大家畅想未来、提出看法。

　　5月28日，技术总体组召开扩大会议，徐洪杰介绍了当前形势，敦促大家做好技术总结，以把握未来方向。9月12日，在骤然离世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还在计划召开技术总体组扩大会议，部署落实编写科学专著和科普丛书，夯实钍基熔盐堆学科建设的基础……

　　“在徐所长的指引和推动下，我们的目标逐步清晰。”周翀说，“虽然他突然离开了我们，但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要走什么路，已经清楚了。”

　　戴志敏认为，战略科学家首先要有宏大格局，从全局出发把握国家战略和发展大局，并将研究所和团队发展嵌入其中；其次要有独到的眼光，找准问题的“定位”和“边界”，研究、预判和确定方向；最后必须有定力，能跳出具体问题进行思考，并带领团队坚定前行。

　　“徐所长就是这样一位战略科学家。”戴志敏说，“他以卓越的战略定力和准确的判断，将我们带到钍基核能研究的最前沿并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会接过这面旗帜，继续前进。”（记者 张双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