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养龙虾”的话题登上热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说：“现在大家急得不得了，生怕没有养上‘龙虾’。”

　　“龙虾”是人们对一种AI智能体的别称，轻量级的能当个人助理，帮使用者整理文档、收发邮件、定行程、设闹钟；重量级的能直接上手编程，开发数字产品，还能运行测试。“龙虾”这一别称来自智能体OpenClaw的爪子图标——看起来有点像龙虾钳。

　　3月6日，腾讯云在深圳总部举办了一场线下活动，现场工程师免费帮用户部署OpenClaw，吸引了近千人排队。此外，两名全国政协委员——来自阿里巴巴集团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和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都表示，OpenClaw会变得更便宜、更普及。

　　热议纷纷中，深圳福田区的“政务龙虾”已经上岗了，负责分析民生诉求、办理卫生许可等业务——这名基层服务人员7×24小时工作，过去要审一天的材料，它几分钟就能审完，还能生成报告；海量的民生诉求工单，它能快速分类、成稿、跟踪，还善于学习过往案例，“教一次，用多次”。

　　早在基层政务服务受惠之前，大量中小企业已经收获了“养龙虾”的第一波红利。

　　硅谷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去年3月即披露，第一季度约有四分之一的初创企业，其代码库95%以上内容由AI生成。这批企业规模平均不到10人，却实现了周均10%的增长率，部分团队年营收已达千万美元级别。

　　这一数据标志着，AI智能体从辅助工具变成了创业的基础设施，初创企业人力成本大大降低，效率和盈利能力提升，“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简称OPC——记者注）在全球兴起。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贸大学中国市场主体研究院院长屈庆超总结，实际上，所谓“一人公司”就是“个体+智能体”的组织形式。

　　“过去讲，众人拾柴火焰高。”屈庆超说，现在“生产工具平台不一样了，创业不一定是人越多越好了”。他对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人公司”充满信心，相信“这个群体一定会崛起”。

　　中国企业身处这股潮流之中。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将人工智能融入战略规划、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等，加快培育一批底层架构和运行逻辑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原生企业。“一人公司”被视为这类企业的最小实践单元。

　　深圳市龙岗区和无锡市高新区分别发布支持“养龙虾”和发展“一人公司”相关政策的征求意见稿；杭州市上城区设立每年1亿元专项资金，为不同发展阶段的OPC提供精准服务，包括打造两万平方米“拎包入驻”型OPC社区等；济南数智生态OPC社区启动首月即入驻51家企业，北京、上海、苏州、成都等10多个城市已建成或规划了相似的社区。

　　“风口”正在落地，变成具体的产业实践。

　　王坚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自己慎提“一人公司”概念，因为担心公众误解，企业只有“一个人”。“企业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呢？”他说，“一人公司”是人工智能时代关于中小企业的“阶段性说法。”

　　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特邀人士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王坚表达了对中小企业的关切。

　　“我们应该有最基本的认识，中小企业真的是勇于创新的。”王坚在发言中提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令他感动，“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他说，“没有一个大人一出生就是大人”，不要用固化的角度，只看到此刻的“领军企业”，它们以前也是初创企业。他呼吁，不管技术怎么变，都要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永恒的话题。

　　他在小组会后对记者解释，“人工智能技术是对中小企业最友善的”，“一人公司”的涌现正是在佐证这句话。

　　“人和技术结合在一起，这种经营形式自古有之，比如农业生产、手工作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解释，因为物理空间不可分割，人类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代才有了“单位”这个概念，在固定的流水线上实施规模化生产才需要人去“上班”。随着技术进步，工作和生活可以不用固定在同一个地方，企业可以“轻资产”，产品和服务可以“点对多点”，人们对“单位”这种组织的依附性也会越来越弱，“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公司”。

　　在陆铭看来，制度的设计要随着技术的变革去改革。比如，传统的金融体制下，企业融资需要“抵押物”，“‘一人公司’可能就一台电脑，知识产权要如何质押”；针对这些“一人公司”，企业破产和个人破产也会越来越分不开，要加快立法，对相关者形成保护；再比如，当下的社保体系建立在有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上，灵活就业者和“一人公司”有时候“找不到雇主”，陆铭建议在社保体系上有更灵活的设计，保障这个群体的福利。

　　陆铭说：“制度设计要跟上这个时代。”

　　在人工智能时代，另一个关注点是“AI会不会取代人”“会不会造成大量失业”。在全国两会的会场上，这样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被问了很多次，他对记者表示，年轻人要更新观念，成为AI的驾驭者，这样不仅不会被AI取代，反而能让AI帮助自己创造更好的工作。

　　“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没有增加人的失业，反而都促进了人的就业。”齐向东说。在他看来，企业的产业节奏也要根据AI的发展要求快速进行结构性调整。

　　据了解，目前在国内，“一人公司”的创业者多为高学历、有行业背景的“超级个体”，创业领域包括内容创作、跨境电商、软件服务开发、知识付费等；他们的AI“员工”能生产，能运营，能做品牌建设和法律咨询。

　　不过，这种创业模式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缺乏大企业背书，难以获得市场信任，好产品卖不出去；初创时一人模式很高效，一旦扩产能，“轻资产”的优势又消失了，管理成本也会增加；AI生成内容的边界模糊，存在版权归属、安全责任、数据隐私等问题。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提示OpenClaw等AI智能体存在较高安全风险，而“一人公司”往往缺乏足够的法律和风险抵御能力。

　　每当有新的AI产品受到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就会试用，“不能光看别人的测评报告”。

　　他认为，作为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对新业态、新模式必须了解，才能研究产业政策、宏观政策如何发挥作用，财税怎么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匹配。比如，工业化时代产生了“法人”，对于数字智能时代的“一人公司”，有些法律责任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履行？刘尚希呼吁，宏观政策的制定者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找到现有经济理论与新现象、新趋势的不适应之处，确定哪些方面要调整，要创新。

　　“大树要顶天立地，小草要铺天盖地。”屈庆超的企业数据库里，数字化、智能化的“小草”展露蓬勃生机。他说，要为“小草”创造更包容的发展环境，因为“再伟大的企业也是从小草长出来的”。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3月10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