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

  在科技迅猛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科普已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搬运。《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等政策文件明确指出，科普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推动科普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这就要求，科普的内涵与外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刻演变。

  从填补公众知识空白的“缺什么补什么”，到如今强调弘扬科学精神、塑造理性思维、服务国家战略的“价值引领”，科普工作的范式转型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当前科普工作面临着“科学精神弘扬不够”“有效供给不足”“伪科普泛滥”等现实困境。破解如何让科学不仅“抵达”公众，更能“融入”生活、指导实践，以及如何突破传统模式，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科普工作需要系统思考的问题。

  场景理论可能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视角。它不仅关注“在哪里传播”，更强调“在何种情境中传播才能真正被理解、内化并转化为行动”。在此框架下，科普不再局限于单向灌输知识，而是通过构建适配公众生活、认知与情感的具体场景，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科学思想深度嵌入日常实践，从而实现从“知识补课”到“价值引领”的根本转型。

  国家政策层面明确要求，推动科普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全社会协同推进的“大科普”格局。这意味着科普应成为连接科学与社会、赋能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系统性工程。与此同时，公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升，使得公众不再满足于碎片化的知识“投喂”，转而渴求理解科学背后的思想、方法与精神，渴求能用以应对复杂现实、提升生活质量的“高阶素养”。

  当前，科学精神的社会氛围尚需浓厚，高质量科普的有效供给仍显不足，基层基础薄弱与网络伪科普并存。问题的核心在于，科学知识、思想、精神往往抽象而“高冷”，若不能找到与社会生活、个体经验的连接点，便容易停留于表面认知，难以引发价值认同和行为转化。这正是场景理论可以大显身手之处。它将我们的视线从孤立的“传播内容”转向动态的“传播情境”，强调科普效果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媒介技术、社会关系和受众心理构成的“场景”中实现的。科普的高质量发展，本质上就是构建适配的、有吸引力的、能促成内化与转化的科普场景。

  基于场景理论，科普与场景的融合可归纳为四种相互关联的模式：

  一是科普场景化。通过技术手段（如VR/AR、H5互动）将抽象的科学原理或遥远的科学过程，重构或创设为受众可感知、可交互、可体验的复合场景。例如，在虚拟现实中“潜入”深海探索可燃冰，通过互动装置亲手“组装”DNA模型。其本质是一种先进的传播手段，核心在于通过技术还原或模拟科学发生的原始情境，打破认知壁垒，极大提升科普的直观性与趣味性，让深奥的科学变得可触可感，尤其利于科学方法与过程的领悟。

  二是科普化场景。这是指将科学元素主动植入商场、社区、公园、交通枢纽、网络社群等原本非科普性质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使其具备科普功能。如“驾驶模拟器”游戏帮助青少年识别油门与刹车，体感投篮游戏融入力学原理。其本质是创造新的科普空间形态，核心在于科学内容的主动嵌入。它极大地拓展了科普的时空边界，让科学在人们逛街、休闲、社交时“不经意间”发生，实现科普的泛在化与生活化。

  三是场景科普化。这是指一些原有场景（如工业遗址、文化场馆、企业园区、自然景区）在其本体功能基础上，主动衍生或叠加科普教育功能，实现一场多能、价值升华的动态过程。如首钢园工业遗址讲述钢铁冶炼史与生态修复技术，温榆河公园嵌入“碳中和”互动装置，湖州市48家文化场馆升级为科普阵地——这些案例表明，场景本身可成为科学叙事的载体，在保留原生文化符号的同时拓展公共教育潜能。其本质是一个功能演进与融合的过程机制，核心在于挖掘场景自身特质与科学叙事的结合点，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文旅发展、企业品牌建设等与科普的共赢，是构建“大科普格局”中撬动社会资源的关键路径。

  四是场景化科普：这是以场景构建为核心的方法论，旨在设计贴近真实生活的具体情境，引导公众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方法、体悟科学精神，并最终内化为日常的思维习惯与行为准则。如上海科技馆“一平米博物馆”进校园、进乡村、进医院，正是将科学思维嵌入具体生活网络，引导公众在真实问题中运用科学判断。它超越了具体知识或空间的局限，专注于培养公众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质疑、验证的能力，是实现科普从“知识补课”转向“价值引领”的有效途径。

  这四种模式并非割裂，而是构成一个动态生态系统：科普场景化提供内容表达方式，科普化场景拓展传播空间，场景科普化实现功能演进，场景化科普完成价值内化。四者协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科普生态系统。

  场景理论及其衍生的四种耦合模式，为新时代科普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与启示。

  首先，它极大地拓展了科普的覆盖面。通过将科普融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万千场景，打破了科技场馆的物理围墙，使科普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真正实现了覆盖面与可及性的飞跃，为落实针对不同人群的科学素质行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其次，它深刻地改变了科普的体验。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从抽象理解到具身体验，从知识记忆到情境应用，场景化的科普显著增强了吸引力与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科学知识从“知道”到“会用”、从“理解”到“认同”的跃迁。

  再次，它有效地创新了科普的机制。四种模式尤其强调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多元主体的协同，推动科普工作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生态转变，激发了企业、高校、媒体、社区乃至个人参与科普创造的活力。

  最终，它扎实地服务了国家的战略。这可以成为推动科普全面融入“五个文明”建设最直接的实践抓手。无论是通过工业遗产科普化服务文化传承与产业升级，还是建设碳中和主题公园促进生态文明理念普及，都体现了科普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双向赋能的巨大潜能。

  尤为关键的是，场景化科普回应了数字时代认知方式的变革：公众不再依赖记忆碎片化知识，而是依靠连接能力与批判思维应对复杂信息环境。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泛滥的今天，辨别“科学”与“伪科学”的能力，比掌握具体知识更为重要。而这种能力，唯有在真实或拟真的场景中反复训练才能形成。

  高质量科普的本质，是将科学精神转化为可感、可及、可用的生活智慧。当居民在厨房里理解化学反应，老人在社区活动中学会识别健康谣言，游客在工业遗址中感受科技与人文的交织——科学便有可能在场景理论的实践中内化为公众世界观的一部分。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