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拉丁美洲文化中心助理研究员）

　　如果把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列一张清单，土豆大概很难缺席。一盘清炒土豆丝，爽脆弹牙，带着一点醋香；一锅炖土豆，绵软入味，吸饱了汤汁。土豆并不张扬，却能默默撑起一餐，而薯条、薯片则装点了人们的闲暇时光。此外，土豆还可以酿酒，清冽的伏特加就来自土豆，在东欧寒冷的冬夜里化作温暖身体的“生命之水”；在安第斯高原，土豆还可以被晒干、压实，成为能够储存多年的食物。

　　便宜、美味、果腹，土豆是一种从不要求被注视，却几乎不可或缺的食物。在我们眼中，土豆是淀粉、热量、填饱肚子的基础食物、休闲放松时最不出错的零食。我们总习惯于把土豆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却很少追问这块埋在地下的根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程，才来到我们身边。

　　欧内斯特·希金斯·里格绘画作品《捡土豆的人》。资料图片

　　1.帕帕：高原上的共生物种

　　土豆源自南美洲高寒的安第斯山区。考古记录显示，公元前8000—5000年，的的喀喀湖周边的狩猎采集部落便开始了对它的驯化，它因坚韧耐寒的特性成为当地的核心作物。后来，土豆作为发源于安第斯山的印加人的基础食物，成为帝国扩张的后勤支撑。安第斯山脉的克丘亚人对土豆有一个更亲切的叫法——帕帕（papa）。

　　在安第斯山脉，土豆远不止是我们熟悉的土黄色圆块，那里至今保存着数以千计的帕帕品种，有的细长如手指，有的圆润饱满；有的外皮深紫近黑，有的呈现出粉红色或金黄色；有的耐霜冻，能在海拔四千米的寒风中顽强生长，有的只能适应低洼湿润的山谷；有的像石头一样坚硬，有的煮后软糯；有的香甜，有的则带着微苦。

　　为应对高原严寒与食物匮乏，克丘亚人发明了“脱水土豆”。人们将收获后的土豆铺在空地上，夜里它们被冻硬，白天在阳光下缓慢融化，人们再赤脚踩压土豆，将水分挤出。经过数次反复，土豆变得干瘪发白，成为可以保存多年的干粮。食用时只需将其丢进汤里吸水膨胀，便可恢复柔软。脱水土豆称不上美味，却在歉收或迁徙时成为山民最可靠的粮食储备。

　　土豆的多样性不光是自然的馈赠，也是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安第斯农人仔细区分不同海拔、坡向、土壤湿度的地块，用以种植不同的土豆品种，并通过婚姻、节庆、互助和市场交换不断流转新种，使得它的多样性得以在田间地头延续。对安第斯农人而言，帕帕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与人、土地与气候相互塑造的生命群落。他们以养育孩子的方式悉心养护帕帕。播种前，人们会向土地洒酒，埋下食物，祈求大地女神保佑；生长期间，人们希望通过“绑系”、烟熏等仪式，竭力维系帕帕的灵魂；丰收之后，人们将最好的帕帕赠予亲友，分享其中的力量。与帕帕相关的劳动和实践因此蕴含着一种宇宙秩序和亲缘关系，是家庭与社区得以维系的纽带，也是人与山川、气候、祖灵以及作物之间复杂关联的具体表现。

　　关于土豆的来历，高原上流传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它从天而降，拯救了被严寒与饥饿笼罩的山民。也有人说土豆和人一样都出自大地母亲帕恰玛玛，帕帕正是她的女儿——代表新生的女神阿索玛玛。成熟的帕帕象征着卡亚帕，即力量与韧性。人吃下帕帕，获得劳作和生活的力量，死后归于泥土，来年化为田里新长出的帕帕，生生不息。

　　土豆还被视为华铁库利的化身。传说这位神祇衣着寒酸，仅以地底热石烹熟的土豆为食，常遭讥笑却有着过人之处。华铁库利之名与克丘亚语动词“埋起来煮熟”同源。由此衍生而来的瓦蒂亚，是一种起源于前印加时期并延续至今的安第斯传统烹饪方式。人们以泥土垒窑，将烧热的石块与土豆一同埋入，覆土焖熟，无需器具。以土窑烹饪土豆，既是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也是对大地母亲的亲近与敬意。而埋在地下的土豆块茎有如华铁库利，看似粗朴沉默，却有着谦卑和坚韧的品质。

　　植物学图鉴中的马铃薯插图。资料图片

　　2.从“魔鬼之根”到植物标本

　　然而，十六世纪起，随着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银矿、玉米与土豆一道，被纳入跨越大西洋的航线，帕帕不再只是山民与大地母亲之间的纽带。

　　由于土豆块茎外形粗陋、埋于地下，又不见于《圣经》，一度被殖民者视为“魔鬼之根”或带毒之物。十六世纪，土豆植株被引入欧洲，作为异域植物出现在贵族花园与植物学家的视野之内，并经由西班牙传播至法国、德国与英国。在西班牙，它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帕塔塔（patata）。这个词普遍被认为是克丘亚语“papa”与加勒比地区“batata”（甘薯）的混血产物。而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它被称作“地苹果”“硬松露”，新名字预示着土豆身份的重组。

　　早在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已在美洲食用土豆。编年史家胡安·德·卡斯特利亚诺斯称其为“埋在地下的圆根，或白或紫或黄，粉质可食，是印第安人的食物，也受到西班牙人的欢迎”。“生长于地下”在当时隐含某种道德嫌疑，似乎与泥土的亲密昭示着种植和食用者的低微。十六世纪后，土豆成为某些欧洲贫民的食物，也被用于喂猪。“印第安人的食物”这一标签，让它在跨越大西洋之后仍旧带着殖民地的印记。

　　十七世纪初，印加裔西班牙历史学家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在其著作《印加王室述评》中详细记述了土豆的食用与储存方式。在他笔下，土豆不仅是一种作物，更是社群生活和集体劳作的一部分。其描述跳出了同时代书写的单一视角，留存了印加土豆的文化本质与生活实貌，又搭建起安第斯本土与欧洲的认知桥梁，成为印第安帕帕最早的翔实文字记录之一。

　　与此同时，在欧洲的植物学著作中，土豆逐渐脱离神话或亲缘叙事，而是以拉丁文名称进入分类体系。十六世纪末，瑞士植物学家鲍欣将其记为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esculentum），名称中仍保留“可食用”的意味。到了十八世纪，现代生物分类学奠基人林奈在建立双名法时，代表食用属性的部分（esculentum）被剥离，只留下属名与种名。土豆成为一个可被归类、比较、纳入普遍秩序的植物标本。人们欣赏其紫白色的小花与繁茂的枝叶，而深埋地下的块茎并不“体面”。作为来自美洲的珍奇，马铃薯植株出现在教皇与贵族的花园中，却迟迟未进入上流社会的餐桌。十七世纪法国一度因怀疑它会导致麻风病而限制种植。此后一百多年间，欧洲仍有不少人未真正品尝过这种作物。

　　梵高名作《吃土豆的人》。资料图片

　　3.从英雄作物到饥荒之源

　　转折出现在十八世纪。在知识界与统治阶层的推动下，土豆获得了“体面”的身份。七年战争期间，法国药剂师帕芒蒂埃在普鲁士战俘营中以土豆充饥，回国后便致力于推广这种作物。他通过论文获得官方关注，继而争取到路易十六夫妇的支持。王后佩戴土豆花出席公开活动，成为一个广为流传的象征性场面。帕芒蒂埃还在巴黎郊外开垦土豆田，白天有皇家卫兵守护，故意给人制造“稀罕”的印象，夜间放松警戒，让民众偷挖回家种植。土豆就在这样的戏剧性推广中从花园走向田间。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扩张与人口增长，粮食压力加剧，土豆因高产、耐寒、适宜在小块土地种植而被人们重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土豆的产量约为小麦的三倍，土豆进入经济学视野，被纳入产量、地租与劳动力再生产的讨论之中，为其推广提供了理论依据。历史学家常将十八世纪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土豆的普及联系在一起。在普鲁士、法国、爱尔兰等地，土豆被称为“人民的面包”，是底层民众维持体力与劳动的保障，也是各国政府推广的作物。土豆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从恶魔到英雄的转身。

　　然而，盛誉之下，另一种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来自安第斯山区丰富的土豆被筛选、培育，强调高产与可复制性。土豆的传播不再依赖社区交换，而是通过行政命令和统一规划，土豆逐渐成为可以单一种植的大规模作物。十九世纪初，疑虑开始浮现。马尔萨斯担忧高产而廉价的食物会刺激人口过度增长，加剧贫困和资源紧张。土豆在部分舆论中被贴上“邪恶之根”的标签，成为人口与贫困问题的替罪羊。它既被视为繁荣的引擎，也被指为失序的诱因，这点在爱尔兰体现尤为极端。

　　爱尔兰是欧洲最早以土豆为主食的地区之一。凭借高产与适应性，土豆能在小块土地上提供充足的热量，因此十八、十九世纪，大量贫苦农民高度依赖土豆维生。但爱尔兰的土豆种植集中于少数品种，许多地区甚至单一化栽培。1845年起，马铃薯晚疫病迅速蔓延，田地里大片土豆腐烂发黑，收成几乎为零。约一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与疾病，另有百余万人被迫移民。

　　灾难表面源于病害，深层则在于单一化种植与制度结构的脆弱。当多样性被压缩为少数品种，农业系统便失去缓冲能力。与此同时，爱尔兰处于英国统治之下，土地制度高度不平等，大量粮食与畜产品仍出口英国市场，救济迟缓，市场逻辑优先于生存需求。病害、单一种植与殖民治理叠加，放大了饥荒的规模。

　　饥荒深刻改变了爱尔兰社会结构，对英国统治的不满也在此后几十年不断累积。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大饥荒是现代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重要催化剂之一。土地、粮食与主权问题交织，成为政治运动的核心议题。某种意义上，土豆参与塑造了后来欧洲的政治版图。

　　不同品种的土豆。资料图片

　　4.单一化道路与多样性防线

　　爱尔兰饥荒留下的阴影并未消散，而是转化为一种技术执念。欧美农业界得出的结论很直接：必须培育出更好的马铃薯。于是，一场持续至今的“超级品种”寻找开始了。十九世纪末起，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前往安第斯山脉采集种子与野生品种，将其带回欧美实验室，通过杂交与选育筛选出更高产、更整齐、更便于机械化的品种。评价标准也随之单一化——成功与否，只取决于单位面积的产量。口感、耐霜冻能力、是否与地方生态系统相协调逐渐退居其次。马铃薯由此成为稳定的工业原料，源源不断流向薯片工厂和快餐连锁店。

　　高产品种往往伴随隐性代价。许多实验室选育品种在连续种植几代之后明显退化，抗逆能力有限。一旦减少化肥与农药投入量，产量便迅速下滑。二十世纪中期，部分安第斯农民曾引进改良品种，却发现它们口感平淡、储存期短，对化学投入依赖明显。最终，它们多被保留在低海拔、面向市场的地块，无法取代高海拔地区原有的本土品种。

　　晚疫病——十九世纪重创爱尔兰的病原体——至今仍是全球马铃薯的主要威胁。在单一品种连片种植的农田中，病菌极易扩散。农药使用不断增加，其致病真菌也随之进化出抗药性，形成难以摆脱的循环。马铃薯因此成为欧美工业化农业中农药投入最高的作物之一。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种植成为主流的同时，秘鲁库斯科地区仍保留着传统的种植方式。当地农民往往在同一块地里种植数十种甚至上百种土豆。某些品种肉质致密，适合烘烤；某些品种耐寒抗虫，适合高坡；某些品种适合做汤；某些品种则专门用来制作脱水土豆。没有哪一个品种能在所有指标上占优，因此也没有“唯一正确”的选择。当地农民强调不能只偏爱某一种土豆，而必须照料全部。这种多样化种植既是文化立场，也是现实策略。不同基因背景的混种可以有效减缓疫病传播速度。当某一品种受损时，其余品种仍可能保住收成。这种方法不依赖高强度化学投入，也不依赖单一抗病基因，而是依靠多样性本身形成缓冲和防线。

　　聂鲁达的诗集《元素颂》，其中收录了诗歌《土豆颂》。资料图片

　　5.从本土食物到全球符号

　　农业生产方式的分化，并非只停留在田间地头。随着工业体系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扩展，马铃薯逐渐脱离具体的土地与种植者，被纳入跨国流通与标准化加工的链条之中。当生产逻辑趋于单一，消费端却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土豆在不同国家的餐桌上被重新命名，重新烹饪，重新赋予意义。它一方面是工业化农业的原料，另一方面却在地方饮食文化中被“本土化”，成为民族认同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生产与消费、全球流通与地方认同的交织中，土豆的身份继续发生转化。

　　这种转化最直观地体现在各国餐桌之上。法国有薯条与焗土豆，西班牙有土豆煎蛋饼，德国人和荷兰人更是餐餐离不开土豆。土豆几乎构成了所有国家食谱中的重要一环，每一道菜背后，都是一段将异乡食物驯化为本土符号的历史。法国社会学家罗兰·巴特甚至将炸薯条视为法兰西民族性的象征之一，与牛排并列，成为国家认同的饮食符号。几百年间，这种来自安第斯的块茎完成了身份转换：它不再是“印第安人的食物”，而成为各民族理所当然的日常。

　　中国同样有自己的土豆故事。明朝万历年间《农政全书》中记载：“土芋，一名土豆……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土豆真正普及是在清代人口增长与山地开垦之后。乾隆年间，人口压力促使大批农民向山地拓荒，土豆耐寒耐旱、产量可观，随着开荒者的脚步播撒到华北、西南山区，成为迁徙贫民的重要口粮。它以“洋芋”“山药蛋”等名字被纳入方言，在战乱与饥荒年代支撑生计。如今，中国已是全球马铃薯产量最大的国家。

　　这场对土豆的收编也在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全球快餐连锁将土豆切成标准化的细条，冷冻，油炸，销售到世界各地。比利时、德国、荷兰成为重要的加工出口国，向世界各地输送薯条和冷冻土豆制品，其中包括南美洲——那片土豆最初诞生的土地，如今在某种意义上转变为马铃薯这种全球化作物的消费者。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土豆的“再殖民化”。

　　土豆成了西班牙的、法国的、德国的，成了工业的、标准化的、全球的，越来越难以被简单称为“安第斯的”。有学者称其为“杂糅食物”——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乡野的，又是都市的；既与印第安人的历史相连，也存在于多元交织的现代社会之中。土豆在不同文化之间被重新命名、栽种、烹饪，但其根源却被遗忘。

　　秘鲁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土豆颂》正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中。聂鲁达写作此诗的年代，拉丁美洲的本土主义运动正试图从殖民历史的压制下找回失落的身份，而他选择用食物说话：

　　“土豆，

　　你叫帕帕，

　　不叫帕塔塔，

　　你并不生于西班牙；

　　你像我们的皮肤一般黝黑，

　　你是我们美洲人，

　　我们印第安人的一部分，帕帕。

　　你正直，

　　如一只在土地上劳作的手；

　　你紧实，

　　如大地在丰乳中酿成的奶酪；

　　你是饥饿的敌人，

　　在所有民族之中

　　你埋下胜利的旗帜；

　　你是地底黑夜凝成的面粉，

　　是人民无尽的宝藏。”

　　人类塑造了土豆的多样性，土豆也塑造了人类的饮食结构、劳动节律乃至政治经济结构。二者与其他动植物、气候、微生物相互作用，彼此改变，结成了时有摩擦的共生关系。埋在地下的，并不只是黑暗中的块茎，还有我们与这个世界缠绕在一起的历史。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1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