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信任与语境：科学传播不能脱离社会现实

　　作者：王大鹏

　　在健康、环境、食品、新技术等议题持续进入公共视野的今天，科学传播早已超越“专家讲、公众听”的单一知识普及模式，成为一场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牵涉多方利益与认知的复杂实践。

　　现实中，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同样一条科学、准确、严谨的信息，在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舆论氛围中，传播效果可能天差地别；有些内容逻辑严密、证据充分，却遭遇公众的质疑、误解甚至抵制；有些缺乏科学依据的说法，却能借助情绪共鸣迅速扩散、形成舆论热潮。实际上，这背后藏着一个被忽视的核心逻辑：科学传播从来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或内容问题，它无法脱离其发生的社会权力结构、制度信任与文化语境。

　　如果忽视这三重因素就有可能让科学传播陷入“正确却无效”的困境，不仅难以实现知识传递的目标，反而可能加剧认知对立、侵蚀社会信任、扩大群体分歧。因而推动科学传播高质量发展，首要前提便是承认并尊重其社会嵌入性，把它置于权力、信任与文化构成的现实场域之中。​

　　社会权力结构，从根本上塑造着科学传播“由谁说、说什么、如何被看见”的基本格局，因为对信息的占有便是权力的体现，甚至在阿罗诺维兹看来，“科学的权力就在于知识与事实的合谋”。科学本身虽追求中立客观，但它的生产、筛选、解释与传播全过程，始终受到话语权分配、资源格局与议程设置的深刻影响。在传统传播模式中，科学议题的定义权、解释权往往集中在科研机构、权威媒体与专业群体手中，公众更多处于被动接收、被动倾听的地位。这种模式在提升传播效率与内容专业性的同时，也潜藏着隐性的失衡：哪些科学问题被优先纳入公共讨论，哪些风险被重点强调，哪些声音被重视、哪些被忽略，很大程度上由掌握话语权的主体决定。那些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不够“醒目”的议题，那些来自基层、社区、乡村的实践经验与真实关切，以及“地方性知识及其理解世界的方法的价值”往往因为缺乏话语权支撑而被边缘化，难以进入主流传播视野。

　　同时，权力结构的失衡容易让科学传播滑向单向灌输的误区，而非平等对话的实践。当传播者默认自己掌握“绝对真理”、公众只需被动接受时，就容易忽视公众的现实处境、利益关切与生活经验，把复杂的社会议题简化为标准化的科学结论，这其实是“缺失模型”的另一种表现。虽然传播者反复强调科学理性，公众却更关注自身切身利益与直观感受。这一困境的根源，并非公众“缺乏科学素养”“不理解科学”，而是传播过程中没有正视权力差异，没有将公众视为平等的参与者与对话者，反而强化了知识隔阂与身份距离。真正有效的科学传播，必须正视权力结构的存在，并通过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让不同声音都能进入传播过程。​

　　如果说权力结构决定了科学传播的“方向与格局”，那么制度信任则决定了它的“效果与成败”。

　　很多时候，公众是否接受一条科学信息，并不首先取决于信息本身的专业性与严谨性，而取决于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发布机构的公信力，以及相关制度与监管体系是否让人放心。制度信任，就是科学传播中无形却关键的“通行卡”：在信任水平较高的社会环境中，科学信息的传播成本低、说服力强，社会共识也更容易形成；一旦制度信任出现缺失，再严谨的数据、再权威的结论、再充分的论证，都可能被质疑、被揣测、被拒斥，难以真正抵达公众。​

　　制度信任对科学传播的支撑作用，在风险传播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人们很难仅凭专业知识做出精准判断，往往会不自觉地依靠信任简化决策过程：是否相信监管体系足够可靠，能守住安全底线；是否相信科研机构足够中立，不被利益裹挟；是否相信发布信息的主体足够坦诚，没有隐藏关键信息。

　　当信任充足时，公众更愿意理性看待科学的不确定性，接受“风险与收益并存”的客观事实；当信任不足时，则容易陷入两种极端：要么轻信“绝对无风险”的虚假承诺，放松必要的警惕；要么被夸大风险的言论带动，陷入不必要的恐慌。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影响力》一书中认为，“我们不是先思考专家的论点，看看值不值得相信，而是直接忽视论点，仅仅因为‘专家’是专业人士，就选择相信他们。”

　　此外，信任一旦受损，往往需要长期努力才能修复，且会持续削弱科学传播的公信力，形成“越解释越不信”的恶性循环。这意味着，科学传播不能只盯着内容打磨做文章，更要把维护和修复制度信任当作基础性工程，用罗丝·麦克德莫特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真想让公众信任科学，我们就需要创造一个值得信任的科学体系。”​

　　文化语境，则为科学传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意义土壤，决定了科学内容能否被公众真正理解、接纳与认同。有效的科学传播需要结合特定的文化语境，与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生活经验、传统认知相衔接、相融合，方能产生实际传播效果。脱离文化语境的科学传播，虽然内容完整，证据详实，逻辑严密，实则难以触达公众内心，甚至沦为无效传播。​

　　文化语境对科学传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文化塑造公众对风险的感知方式。不同文化对安全、危害、概率、不确定性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传播内容与公众的文化偏好相冲突，即便科学上完全正确，也难以被接受和认同。其二，地方知识与传统经验，是科学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农业技术推广等具体场景中，民间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往往与现代科学形成互补而非对立。尊重地方知识，并非否定科学的权威性，而是让科学传播更接地气、更具可操作性，实现现代科学与本土经验的有机融合。其三，文化语境影响科学传播的表达方式。符合公众文化习惯、贴近日常生活场景、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才能让科学知识入耳入心；过于专业化、概念化、脱离日常经验的表达，只会人为拉开科学与公众的距离，让传播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高质量的科学传播，必然是文化适配的传播——尊重文化差异，贴近公众生活，把专业知识转化为文化可理解、情感可接受、行动可落地的内容，实现科学理性与文化感性的有机统一。​

　　需要明确的是，社会权力结构、制度信任与文化语境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共同构成了科学传播的完整社会场域。权力结构决定“谁在传播、传播什么”，划定了科学传播的基本边界；制度信任决定“公众信不信、愿不愿听”，奠定了科学传播的效果基础；文化语境决定“内容懂不懂、接不接受”，决定了科学传播的最终落地效果。

　　科学传播不止于传递科学知识，更在于培育公众理性思维、凝聚社会信任、增进社会共识、服务社会发展。这是社会的、文化的、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孤立的、真空的。因而需要正视并尊重科学传播的社会嵌入性，在权力、信任与文化构成的现实世界中精准发力，让科学真正抵达公众、服务公众，为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