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个怀揣医生梦想的青年，因为色盲被挡在医学院门外。命运将他推入成都科技大学水利系，40年后，他成为了中国高坝技术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贾金生。2026年3月4日世界工程日那天，他站在讲台上，没有讲太多辉煌的成果，却为现场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了一件往事——30多年前，他签过一份“责任状”，白纸黑字，赌上声誉，担保一座大坝的防渗面板“不漏水”。

　　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正在修建北京十三陵钢筋混凝土面板坝。德国人在六七十年代建过类似的钢筋混凝土防渗面板坝，到了90年代初已经裂缝漏水，不得不拆除重建。彼时，贾金生接下这个任务时才三十出头，职务是结构所副所长兼公司法人。面对国外失败的先例，他给设计院老院长写了一份承诺书，签了字。签字时手抖没抖，他没说。他只说：那个字签下去，就是“勇于担当”！

　　这大概是我听过最直白的科学家精神诠释。

　　“水利人有个特殊的风骨：科学家的话要硬，工程师的胆要大，但二者都得建立在极其严密的逻辑之上。”贾金生认为，大坝不像手机，不能通过迭代试错来完善。一个裂缝、一次渗漏，可能是几万条人命的事。贾金生年轻时跟着朱伯芳院士跑工地，从小湾水电站到拉西瓦水电站，老先生告诉他一件事：你大学学的那点知识，在工作里占比不到5%。真正让你站住脚的，是在工程现场“再学习”的本事。

　　这就是中国水利人常说的“继绝学”。老一辈科学家留下的不是教条，而是直面问题的习惯。

　　比如特高坝的“高压水劈裂”问题——大坝混凝土总有细微裂缝，在几百米水头的压力下，水会不会像楔子一样把裂缝撑开、撕裂？西方同行为此交过惨重学费，前苏联的托克托古尔坝漏水引发全国恐慌，奥地利的拱坝裂了修、修了裂，花费几乎等于重建。贾金生的团队没有抄规范，而是从实验、计算到材料三个维度同时下手，自己建立了一套判断标准。后来应用到小湾、白鹤滩这些300米级高坝上，漏水之少创下世界纪录。他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把安全留住了，还省下了大把混凝土——省下的投资，动辄几十上百亿元。

　　但光“继绝学”不够，贾金生说更要“开新篇”。

　　中国有九万五千多座水库大坝，其中九成以上是土石坝。土石坝便宜，就地取材，但有个致命的弱点——一旦洪水漫过坝顶，土石散粒结构会迅速溃决，不到两小时洪峰能从几百立方米每秒暴涨到七八万，下游几乎没有逃生机会。混凝土坝安全，却贵得多，而且规范明确规定“不能建在非岩基上”。全国那么多中小型水库，地基条件差、资金有限，怎么办？

　　贾金生给出的答案是一种新坝型——胶结坝。简单说，就是在当地土石料里掺少量胶凝材料，让它既不昂贵得像混凝土，又不松散得像普通土石。好钢用在刀刃上，防渗体系精打细算，坝体本身则做到“漫顶不溃”。这个想法听着朴素，实现起来却要突破规范与工程实践“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循环。他跑去找水利部领导要试点工程，在国际会议上联合美英专家一起“吵架”推国际标准。如今，胶结坝已写进国际大坝委员会的导则，中国人在坝工史上刻下了一个原创词条。

　　故事到这儿还没完。

　　这次讲坛上，武汉大学的周伟教授讲了一段更有趣的细节：堆石坝是由无数大小不一的石块碾压而成的，石块之间天然空隙率高达18%到22%。以往计算把它当成连续介质，预测变形误差动辄30%。周伟团队索性退回去，重新把石头当石头算——考虑每一颗颗粒的形状、破碎过程，再借助AI把几百亿颗粒的力学行为压缩进可实用的模型。这才是真正的“硬核”：为了一座坝的安全，科学家甘心去数石头。

　　这些年，大坝的叙事正在变。李国英部长提出“三个大坝”——安全大坝、生态大坝、智能大坝。生态学者易雨君研究怎么让鱼游过几百米高的大坝，怎么通过调度让水温赶上鱼产卵的节律；工程师刘毅描绘智能大坝的图景，让每座老坝都有感知、有判断、会说话。这些努力背后，都是同一种底色：不满足于把事做成，还要把事做对、做久、做和谐。

　　三十多年过去了，贾金生那纸责任状最终没被撕毁。十三陵大坝至今安然无恙。当年那个因色盲改行的年轻人，如今头发泛白，说起“继绝学开新篇”时声音不大，却让台下搞了一辈子工程的同行频频点头。他们明白，科学家精神从来不是标语口号，而是一个人在面对未知与压力时，敢把名字签在风险前面。

　　这一签，江河才算真正有了护栏。（光明网记者 战钊 张佳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