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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科普》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在1937年,兼具生物学家与科普作家双重身份的朱立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的《科普文集》再版,他指出说,“在信息和广播娱乐多样化的今天”存在一个危险,那就是“世界将会被分裂成思考自己生活的人和从不做此思考的人。”而如果科学家太过懒惰并满足于仅仅自己进行理解,或者是公众过于愚蠢并且进行有偏见的理解,那么科学和大众思想就会产生“不幸的离异”。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造成这一点的将不仅只是不被同化的科学,而且还有不被理解的科学自身和科学精神;科学家也会成为半敌意环境下的一群孤立的人”。因此,“让外行公众能够知晓科学的事实和理论,尤其是,让他们能够尝试重新创造出那些事实和理论所产生的某些智力背景”就是科学家的义务。
近百年之后,信息传播的载体早已从广播迭代为互联网、短视频以及社交媒体,娱乐形式愈发多元,但赫胥黎的论断却为我们审视当下科学传播现状提供了镜鉴,提醒我们警惕认知分裂的风险,重申科学家的科普义务,弥合科学与大众之间的认知鸿沟。
赫胥黎所担忧的“不幸离异”,本质上是科学世界与大众认知之间的割裂,这种割裂并非偶然,而是源于科学家与公众双方的双向缺位,这会引发双重风险。
首先是科学与大众思想的直接疏离。在赫胥黎看来,这种疏离存在两个关键诱因,即科学家的“懒惰”与公众的“偏见”。
当然,科学家的“懒惰”,并非指学术研究上的懈怠,而是指其满足于自身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不愿走出专业圈层,缺乏将复杂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大众可理解语言的意识与行动。如果科学家们沉浸在学术论文、专业研讨的小圈子里,将科普视为额外负担,忽视了科学知识的社会价值,就会使得科学知识被局限在实验室与学术期刊中,难以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将知识体系限定在小圈子里,会削弱哲学的精神,最终导致精神的贫瘠”。
公众的“偏见”,则源于认知水平的局限与信息接收的片面性。赫胥黎所处的时代,广播刚刚兴起,信息传播的渠道相对单一;而当下,我们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短视频、社交媒体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娱乐化、碎片化的内容占据了公众的大部分时间。许多公众沉溺于轻松易懂的趣味性信息,缺乏独立思考的意愿与能力,对复杂的科学知识既没有了解的兴趣,也没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往往带着固有偏见解读科学,甚至被虚假科学谣言误导,进一步加剧了与科学的疏离。当科学家不愿走出去,公众不愿走进来,科学与大众思想的“离异”便成为必然。
其次是科学精神的失语与科学家群体的孤立。赫胥黎警示我们,一旦科学与大众产生割裂,“造成这一点的将不仅只是不被同化的科学,而且还有不被理解的科学自身和科学精神;科学家也会成为半敌意环境下的一群孤立的人”。科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知识本身,更在于其蕴含的理性、求真、质疑、创新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如果科学不被大众理解,科学精神便无法得到广泛传播与认同,社会将陷入非理性认知的困境,理性思考也会被边缘化。
与此同时,科学家群体也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公众对科学缺乏理解与认同,甚至被谣言误导而对科学产生抵触情绪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不仅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支持,还可能遭遇质疑与反对。这种“半敌意环境”,会打击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剧其圈层自守的倾向,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不仅损害科学家群体的利益,也会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赫胥黎提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为新时代的科普工作探索有效路径,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这种断裂是科学家端与公众端的双向缺位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科学家端来看,专业壁垒的封闭性与科普意识的缺失,是导致科普断裂的原因。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科细分越来越细,专业术语越来越晦涩,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知识鸿沟。许多科学家长期沉浸在专业研究中,习惯了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达观点,缺乏将专业知识通俗化、生活化的能力与意识。同时,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是评价科学家的核心标准,科普工作往往难以获得与学术研究同等的认可与重视。这就导致许多科学家即使有科普的意愿,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其中,甚至放弃了科普责任。
从公众端来看,娱乐化信息的沉迷与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是阻碍其接受科学知识的关键因素。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大众的注意力被大量娱乐化、碎片化的内容所吸引,这些内容无需深度思考,就能带来即时的愉悦感,而科学知识的学习与理解需要投入时间与精力,具有一定的门槛。许多公众出于惰性,不愿主动去学习复杂的科学知识,更倾向于接受简单易懂,甚至带有娱乐化色彩的虚假信息。而长期沉浸在娱乐化信息中,会逐渐丧失独立思考与理性辨别的能力,容易被谣言误导,对科学产生偏见与误解,进一步加剧了与科学的疏离。
面对科学与大众的疏离风险,赫胥黎明确提出:“让外行公众能够知晓科学的事实和理论,尤其是,让他们能够尝试重新创造出那些事实和理论所产生的某些智力背景,这是科学家的义务。”这一论断一方面界定了科学家的科普义务,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科普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知识传递与思维引导的结合,是让公众真正理解科学、认同科学精神的过程。
科学家的科普义务,首先是基础的知识传递义务。科学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让公众知晓科学的事实与理论,是科学家的基本责任。但这种知识传递,并非简单地将学术论文中的内容“翻译”成通俗语言,而是要结合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生动、易懂的方式,将复杂的科学知识传递给公众,让公众能够真正理解、掌握这些知识,并将其运用到生活中。
其次是引导公众体悟科学背后的智力背景与思想逻辑的深层义务。科普不仅要让公众知晓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尝试重新创造出那些事实和理论所产生的某些智力背景”。这意味着,科普的核心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是一个不断质疑、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而这种智力背景与思想逻辑,正是科学精神的核心体现。科学家在科普过程中,不仅要传递知识,更要向公众展示科学探索的过程,让公众了解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培养公众的理性思维、质疑精神与创新意识,让公众真正理解科学的本质,而不是仅仅记住一些零散的科学知识点。
同时,科普不是科学家的额外负担,而是其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与精神使命。科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层面的突破,更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只有让科学知识、科学精神走进大众,被公众理解与认同,科学才能真正发挥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以史鉴今,可以发现,当下的信息传播环境,比赫胥黎所处的时代更加多元,也更加复杂,科学与大众的疏离风险依然存在。
随着公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重视科普工作,各类科普平台、科普内容不断涌现,短视频科普、直播科普等新型科普形式深受大众喜爱,一定程度上拉近了科学与大众的距离。
但与此同时,当下的科普工作依然面临着诸多痛点,与赫胥黎当年的论断形成了鲜明的呼应。首先,专业圈层的“自闭环”依然存在。一些科学家缺乏主动科普的意识,优质的科普内容依然不足,难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其次,网络谣言依然盛行,虚假科普层出不穷。在信息传播便捷的当下,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公众的认知局限,编造虚假科普信息,误导公众,不仅损害了公众的利益,也破坏了科学的公信力,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科学的偏见与误解。
而且随着信息娱乐的不断多元化,公众的认知层次越来越分化:有些人主动关注科学知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成为“思考自己生活的人”;也有一些人则沉溺于娱乐化信息,缺乏独立思考,盲目跟风,成为“从不做此思考的人”。这种认知分裂,不仅会导致科学与大众的进一步疏离,更会影响社会的理性共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面对当下的科普现状,要破解赫胥黎当年所担忧的困境,弥合科学与大众的认知鸿沟,需要科学家、公众、传播平台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构建一个良性的科普生态,实现科学与大众的“双向奔赴”。
从科学家层面来说,需要主动破圈,树立正确的科普意识,承担起科普责任。一方面,科学家要转变观念,认识到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将科普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主动走出专业圈层,投入到科普工作中。另一方面,科学家要提升自身的科普能力,学会用通俗化、生活化的语言表达专业知识,结合大众的生活实际与兴趣点,打造优质的科普内容,让科学知识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将科普工作纳入科学评价体系之中,给予科普工作足够的认可与支持,激发科学家的科普积极性。
从传播层面来说,则要搭建优质的科普传播平台,优化科普内容的传播方式。一方面,各类传播平台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强对科普内容的审核与筛选,摒弃虚假科普信息,推送优质、权威的科普内容,让优质科普内容能够触达更多公众。另一方面,要创新科普传播形式,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动画等新型传播形式,将深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内容,降低公众的认知门槛,吸引公众主动学习科学知识。
从公众层面来说,要培养独立思考与理性辨别的能力,打破信息茧房。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关注学习优质的科普内容,摒弃对科学的偏见与误解。同时,要提升自身的理性辨别能力,学会区分真假科普信息,不盲目跟风、不传播虚假谣言,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做“思考自己生活的人”,而不是“从不做此思考的人”。
从社会层面来说,要营造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构建良性的科普生态。政府需加大对科普工作的投入,完善科普基础设施,支持科普事业的发展;学校要加强科学教育,从小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企业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科普工作中,推动科普内容的创新与传播。
应该说,在信息娱乐日益多元的今天,科学与大众的“不幸离异”风险依然存在,社会认知分裂的隐患并未消除,我们更需认识到,科普是弥合科学与大众认知鸿沟的关键,是防止社会认知分裂、传承科学精神、凝聚大众理性的重要抓手。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