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彩晨（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兴盛和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承载着扎根中国实践的学术使命，更肩负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为人类文明作出理论贡献的责任。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交叉学科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关键路径，是自主知识生产的重要组织和载体，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学科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历史选择

　　在我国，交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交叉学科的兴起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中叶。1926年，地质学家李四光发表《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提出“大陆车阀”自动控制地球自转速度变化作用的假说，不仅奠定了地质力学基础，也为我国学科交叉提供了典范。

　　改革开放后，交叉学科一直深受学界关注和政府重视。1985年4月，我国首届交叉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在会上，钱学森指出：“交叉学科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有强大的生命力。”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指出，要注重发展新兴带头学科、边缘交叉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2010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规定了交叉学科自主设置与调整办法，要求“交叉学科按照目录外二级学科管理”。

　　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对交叉学科建设更为重视。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科制度层面划时代的重大调整之一。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在传统学科框架内难以安放的新兴领域，凭借这一制度性设计找到了学科归属。2021年11月，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加快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界定了交叉学科内涵，建立了交叉学科放管结合的设置机制和调整退出机制。自此，我国交叉学科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发展轨道。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稳步发展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随着党和国家对交叉学科的高度重视，我国交叉学科实现了从“边缘学科”到“重要引擎”的跨越式发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科体系不断壮大。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制度保障与组织形式。截至2025年6月，全国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的交叉学科已达1017个，覆盖459所高校。如2020年，国家安全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后，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设立国家安全学博士与硕士学位点，整合法学、国际关系、政治学等学科资源，建立交叉研究机构和课程体系，出版国家安全学教材和专著，有力推动了学科发展。

　　学术体系日益完善。学术体系是知识生产的引擎和价值核心，是一个学科的立足之本。近年来，交叉学科学术体系不断创新完善，有效推动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作为国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的重要举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旨在通过跨学科融合与科研范式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截至2025年11月，已先后两批共建立55个实验室。在这些平台的支撑下，交叉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标志性原创成果与理论突破不断涌现。

　　话语体系不断取得新突破。近年来，在交叉学科领域，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胸怀的标识性学术概念不断涌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立足中国民族理论传统的自主建构，“人文医学”在中医文化资源基础上形成的原创概念，“计算政治学”以定量方法回应中国治理实践中的复杂议题等，都是从中国经验出发、提炼中国理论的鲜活案例。

　　将交叉学科建成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引擎

　　近年来，尽管新兴交叉学科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起步晚、制度尚不完善，尤其是自身所固有的“多学科”属性，以及师资队伍的“多元化”等，决定了其对自主知识体系贡献的有限性。未来，充分发挥其核心引擎作用，需着力处理好以下关系。

　　处理好新兴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的关系。新兴交叉学科既不同于传统学科，也离不开传统学科，与传统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好新兴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以国家安全学为例，从学科缘起上看，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与此同时，又融合了法学门类下的法学、公安学和社会学，军事学门类下的战略学和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管理学门类下的公共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门类下的安全科学与工程、网络空间安全和公安技术，等等。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是它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引发紊乱。

　　处理好传统研究范式与新型研究范式的关系。当前，我国交叉学科建设正处于由外在组织推动走向内在知识生成阶段。从资源层面的整合迈向方法论层面的贯通，由多学科并置走向深度融合，是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事实上，交叉学科的意义，不仅在于学科要素的重新组合，更在于能否在交汇处生成新的问题意识、概念工具与分析范式。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并非源于预设的规划，而是在对重大问题的持续追问与现实情境的反复淬炼中逐步形成。交叉学科所体现的，正是一种以问题为驱动、在实践中生长的知识生产方式，其形成具有明显的过程性与积累性特征。在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真正的挑战是在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对话机制，使理论、方法与经验实现深层融合。唯有如此，交叉学科的发展才能由阶段性推进走向持续性积累，进而沉淀为支撑长远创新的基础性力量，不断生成具有解释力与引领力的新知识形态。

　　处理好个别研究与系统性、整体性研究的关系。学科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是学科发展本质的必然的要求。新兴交叉学科由于其内涵和外延较为广泛，加之研究对象、范畴和规范尚不够清晰，尤其是一些研究者习惯于从原有学科视角开展研究，缺少系统思维、整体意识，致使一些研究可能陷入“什么都能交叉、什么都不专精”的尴尬境地，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研究成果碎片化，难以有效整合，进而导致学科发展泛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科的不断发展，如果所开展的研究彼此之间仍缺乏必要的联系，成果不能相互通约，就会阻碍新兴交叉学科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因此，要注重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使不同研究方向、研究视角有所聚焦，以形成彼此内在的联系。

　　处理好短线研究与长线研究的关系。交叉学科布局既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也必须尊重知识生产的内在节奏。为此，在制度设计上应形成差异化管理模式，应在服务国家战略与遵循知识规律之间建立“缓冲型制度安排”，实现短期响应与长期积累的动态平衡。对于直接服务国家紧迫需求的应用导向项目，可采取任务导向与阶段性评估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确保资源投入与任务进度相匹配。而对于具有基础性和前瞻性的交叉研究方向，则应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实行“长周期、弱考核、重积累”的模式，为研究者提供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在具体操作上，可探索引入“方向稳定期”制度，对新设交叉研究方向设定最低运行周期，在此期间原则上不因短期绩效波动而随意调整方向，保障研究路径的连续性。

　　以交叉学科助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一场研究范式与学术生态的深层重塑。方向已然明确，框架已然搭起，共识已然凝聚，当下的重任，便是在这条既定之路上深耕不辍，走得更深、更实、更远。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