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人问你：“你了解自己吗？”你或许会自信地回答：“当然，我了解我的身体、我的情绪、我的喜好。”

  但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所长谭蔚泓看来，我们对自身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他说：“如果不能用分子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就谈不上真正认识生命。”

  近日，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报告正在进行。谭蔚泓以《小分子，大生命：走进分子医学》为题作报告，从“人体是一部分子机器”谈起，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分子医学如何重新定义我们对生命、疾病与健康的认知。

  “血肉之躯”，其实是一部“分子机器”

  “我们常说人是血肉之躯，但在分子科学家眼里，人体更像一部精密运转的分子机器。”谭蔚泓一开口，就把听众带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他举了两个最简单的例子：跑步跑多了，腿会发酸，那是因为肌肉产生了大量的乳酸分子；考试考了好成绩，或者被老师表扬了，心里美滋滋的，那是大脑释放了多巴胺。“你看得见的症状，看不见的是分子；你感受到的情绪，背后也是分子在起作用。”

  这个“分子机器”究竟有多精密？500年前，达·芬奇用简陋的刀叉解剖尸体，看见了心脏、肺、胃这些器官，由此定义了今天医院里心内科、呼吸科、泌尿科的基本格局。但达·芬奇不知道的是，这些器官运转的真正“语言”，是分子。

  随着显微镜的发明，人类看见了细胞；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揭开了遗传的秘密；25年前，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其中1%的任务由中国科学家承担，才有了今天中国基因科技与世界同步的底子。谭蔚泓感慨：“如果没有那次参与，我们今天在精准医学领域的发言权会弱很多。”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谭蔚泓说，“今天我们可以在分子水平上说‘Know yourself is most of all’，在分子层面认识自己，才是真正的认识。”

  疾病在分子层面发生，也在分子层面解决

  如果说“人体是分子机器”还有点抽象，那用新冠疫情来解释分子医学，所有人都感同身受。

  谭蔚泓梳理了新冠的完整链条：病毒表面有一个S蛋白，它能“识别”人体细胞表面的ACE2受体，像钥匙插进锁孔，打开进入细胞的大门，然后大量繁殖。这是发病的分子机制。

  诊断靠什么？核酸检测。为什么测核酸？因为病毒里面有特征性的mRNA序列，只要在咽拭子里发现这段序列，就知道被感染了。这是分子诊断。

  治疗呢？我们用的抗病毒小分子药物，作用就是抑制病毒复制相关的酶；还有中和抗体药物，是直接“中和”掉病毒表面的S蛋白，让它没法再入侵细胞。这是分子干预。

  预防靠疫苗。他表示，不管是mRNA疫苗还是腺病毒载体疫苗，本质上都是在分子层面设计“训练材料”，让人体免疫系统提前识别并记住病毒的分子特征。

  “整个新冠的应对，从机制、诊断、治疗到预防，全部是在分子层面完成的。”谭蔚泓说，“这就是分子医学的力量。”

  再举一个更“微观”的例子。镰刀型贫血症，是一种严重的遗传病，病因是什么？仅仅是一个碱基的错配——本该是T的地方变成了A，本该是A的地方变成了T。就这一个碱基的错误，导致血红蛋白结构异常，红细胞变成镰刀状。今天，科学家已经可以用基因编辑技术把这个错误“纠正”回来，2026年4月，针对此病的基因编辑疗法已经获批。

  “以前我们看病，要等症状出现才去查；现在分子医学可以在症状出现之前，甚至在疾病发生之前，就发现问题、干预问题。”谭蔚泓说。

  核酸分子，打开精准诊疗的“新钥匙”

  人体内的分子种类繁多——氨基酸、蛋白质、糖、脂类、小分子、核酸……谭蔚泓特别把目光聚焦在核酸上。

  “没有核酸就没有生命。”他说，“你从父母那里继承了DNA，将来也要把自己的DNA传给下一代，整个人类就这样繁衍不息。”

  核酸有五个碱基——A、T、C、G、U，结构相对简单，但排列组合却可以千变万化。更关键的是，核酸可以通过机器自动合成，相比之下，传统化学药物是化学家一个原子一个原子“手工”搭出来的，耗时耗力。

  基于核酸的“核酸适体”，被谭蔚泓称为“科学家的抗体”。抗体是我们身体自己产生的蛋白质，能识别外来入侵者；核酸适体则是在实验室里人工合成的核酸分子，同样能精准识别靶标。它的优势是：可以在实验室里快速筛选，成本更低，稳定性更好，且能被设计成各种功能分子。

  谭蔚泓团队已经筛选出500多条核酸适体，能识别胰腺癌、肺癌、肝癌、心血管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靶点。这些分子有一个重要用途——“点亮”肿瘤。

  什么叫“点亮”？就是把核酸适体做成探针，注入人体后只与癌细胞结合，在其他地方不结合。这样一来，医生就能通过影像设备看清楚肿瘤在哪里、有多大、有没有转移。“手术前用它来‘探路’，医生下刀就更有底气了；手术后用它来复查，有没有残留也一目了然。”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临床试验中，他们意外发现这些核酸适体探针只识别癌症，不识别炎症。这解决了一个困扰医学界多年的世界级难题——如何区分炎症和癌症？

  “在膀胱癌领域，大约30%被诊断为癌症的患者，实际上只是炎症。”谭蔚泓说，“他们被过度治疗了，做了不必要的手术、化疗、放疗。”同样的问题在前列腺癌更严重，约45%—50%的患者其实是炎症而非癌症。核酸适体探针的这一特性，有望让这些患者避免“白受罪”。

  靶向治疗是另一个方向。传统化疗像“地毯式轰炸”，好细胞坏细胞一起杀，所以患者掉头发、免疫力下降、身体虚弱。而把核酸适体连上药物，就成了“精确制导导弹”，只把药送到癌症病灶，副作用大大降低。“我们已经与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合作，针对膀胱癌的核酸适体靶向药正在推进中。”

  分子医学的未来还不止于此。谭蔚泓展望了几个方向：

  如癌症疫苗。如果打一针，一辈子不得胰腺癌、不得肺癌，那将改变多少人的命运？“这已经不是一个科幻想法，我们研究所已经获批了一个癌症疫苗的先导项目，正在全力推进。”

  如器官移植。如果人能活到120岁、150岁，器官老化怎么办？一个方向是异种移植——把经过基因编辑的猪的肾脏、心脏移植给人类。“杭州就有企业专门做这个，用基因编辑技术降低免疫排斥，进展很快。”

  如早期预警。通过基因测序、蛋白质谱和人工智能分析，未来可以建立个人的“疾病预测模型”。“你现在可能健康，但模型可以告诉你，未来五年、十年，你患某种病的风险有多大，该采取什么预防措施。”

  快乐也是一种“分子医学”

  报告最后，谭蔚泓特别谈了一个轻松的话题——快乐。

  “我特别相信‘乐商’这个概念。不是成功了才快乐，而是快乐了才能成功。”他说，“快乐的人免疫力更强，思维更活跃，创造力更高。我们当年做实验就发现，同样条件下，心情好的学生出的成果更好。”

  “快乐也有分子基础吗？”台下有听众提问。

  谭蔚泓笑着回答：“目前我们确定的快乐分子是多巴胺，但快乐肯定不止一种分子在起作用。它的物质基础，还有待我们去发现——这不正是分子医学未来的课题之一吗？”

  从一个乳酸分子、一个多巴胺分子，到新冠病毒的S蛋白，再到镰刀型贫血症的一个碱基错配，谭蔚泓用一场科普告诉我们：小分子里藏着大生命，分子医学不只是科学，更是我们每个人健康未来的答案。

  “我们正处在健康中国的时代。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梦想是脱贫致富；今天，新时期中国人的梦想是健康美丽地生活。”谭蔚泓说，“用分子的眼光看世界，用分子的眼光看生命——你会发现，每一颗小分子，都在转动着我们的大生命。”（光明网记者宋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