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美国科学“黄金时代”的首要变革

  81年前，《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即“布什报告”确立了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以大学和项目资助组织科研的基本格局。81年后，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科技战略报告“Science: A New Golden Age”（以下简称“黄金时代”报告）再次审视这一体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报告提出的四项总目标中的第一项：让美国科研体系优先支持科学家个人，而非维护既有机构，并提出“bet on people，not just projects”，即“投资于人，而不只是项目”。报告由此提出了一个在大科学时代看似矛盾、实则十分关键的问题：大科学时代越来越依赖大团队、大设施和有组织科研，为什么还要重新强调个人？

  源于对项目制内在假设的反思

  现代科学更加依赖跨学科合作、大型设施和长期积累，研究前沿的不确定性也显著提高。项目制擅长管理目标明确、路线相对清晰的任务，通常假定能够预先界定研究问题、能够提前说明技术路线，把成果分解为阶段任务。申请书写得越完整，某种程度上越说明研究者已经进入相对确定的知识区域。这种方式适合目标相对清楚的研究，也便于预算管理和公共监督。然而，对于处在知识前沿的研究，重要问题还没有到能准确表达的程度，有效路线可能也要在研究开始后才会出现。这时，如果科研人员已习惯于项目制管理方式的提前承诺问题、方法和成果，习惯于短期资助、共识式评审和频繁考核，就会更愿意选择稳妥而且更容易验收的方向，导致前沿研究无法得到推进甚至无法立项。

  “黄金时代”报告对美国科研体系的诊断就集中在这个矛盾上。从报告提及11次的“元科学”（metascience,报告将其解释为“科学的科学”）角度看，资助工具本身会塑造科研行为。研究者会根据评审标准选择问题、根据项目周期控制风险、根据考核指标安排发表。如果制度长期激励确定性，科学共同体便会减少对高不确定性问题的投入。研究者的经验、直觉、默会知识和对异常现象的敏感，很难以项目任务书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稳定支持个人，等于为这种判断力保留时间和转向空间。

  投资于人，并不是否定大科学和有组织科研的价值，而是承认不同科研活动需要不同资助逻辑。自由探索需要给人以时间和信任，使命攻关需要稳定目标并保持路线开放，非共识研究需要独立入口，大型平台和公共能力则需要长期机构支持。这个转变的重要性，在于科研管理的重心开始从控制项目过程转向培育创造能力。一个科技体系能否持续领先，既取决于它解决已知问题的组织效率，也取决于它能否保护那些发现新问题、挑战旧框架并开辟新方向的人。

  自由探索需要支持“问题的发现者”

  “投资于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传统项目制更擅长选拔“问题的解决者”，却容易忽视“问题的发现者”。常规项目申请要求研究者预先说明研究问题、技术路线、阶段成果和预期影响，同行评议也更容易判断一个方案能否解决共同体已经承认的问题。这套机制适合知识边界相对清楚的研究，却难以识别尚未形成共识，甚至还无法被准确表述的科学问题。

  报告在科研资助组合中承认“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不同的知识生产规律。很多重要的科学进展都始于对异常现象的持续追问，还有很多重要的科技成果产生在把原本相互分离的学科知识连接起来后打开的新研究领域。在这些阶段，研究者往往拿不出完整路线图，也难以承诺确定成果。发现问题本身就是高价值的科学劳动，却最难通过短周期项目验收。过早要求科研人员证明可行性、细化考核指标，会使科研人员把陌生问题改写成熟悉问题，把真实的不确定性包装成申请书中的确定性。科研体系由此能够稳定地产出已有问题的答案，却可能削弱提出新问题的能力。

  等待发现的问题，也不会脱离制度和社会自动出现。哪些异常值得研究，哪些群体的需求能够成为科学问题，哪些风险因缺少学术声望而长期不可见，都受到学科边界、资助偏好和社会权力的影响。支持“问题的发现者”，既要容纳前沿理论，也要容纳尚未形成市场、却关系公共健康、生态安全和弱势群体的议题。所以，对自由探索的支持更适合把资源投向可信赖的人和有潜力的问题空间，为持续观察、试错和改变方向提供条件。

  报告针对这一局限，主张扩大长期、宽口径的个人资助，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尽早独立，建设能够长期支持好奇心驱动研究的新型机构，并减少对研究方向和阶段产出的过度限定。报告特别援引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实践：对优秀研究人员提供约七年的长期支持，减少过程性报表，容忍早期失败。相关比较研究显示，获得这类支持的研究人员更愿意进入真正新颖的方向，产生高影响成果的概率也明显提高。报告还提出具有机构间可携带性的研究生奖学金，使青年科研人员能够追随新的学术机会，而不必完全依附某个机构或导师。共同逻辑都是把研究者的判断力、问题意识和成长潜力视为需要长期培育的科研能力。

  非共识研究需要单独通道

  同行评议具有知识质量控制和共同体问责功能，但同行评议在天然上更容易接受能被现有知识评价的研究，偏离主流的设想则可能因证据少、跨学科或挑战评审人的专业基础，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如果所有科研活动都经过同一种共识式评审，资助组合就会系统性筛掉高风险、高潜力的选项。

  报告提出“黄金票”、快速资助、二次分配资助和部分随机选择等机制，目标是为非共识研究保留进入科研体系的通道。如果获资助的非共识研究一旦成功，就可能创造新领域；其合理评价单位应当是整个资助组合，无须要求每个项目都达到常规项目的成功率。

  报告因此提出的资助制度分轨原则也值得关注。常规同行评议、稳定的人才资助、使命任务和非共识探索，分别承担不同功能；风险容忍度、评审方式和评价周期理应有所区别。把非共识项目混入常规赛道，再以同一尺度比较，表面上机会平等，实际仍会奖励最容易获得共同体认可的方案。

  大科学和有组织科研仍然需要个人创造力

  “黄金时代”报告一方面提出“把科研人员重新置于美国科学事业的中心”，另一方面又主张发展X-Labs、ARPA式机构和跨学科专业团队。这两组主张并不冲突。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代许多重要科学问题规模过大，超出了单个大学实验室的承载能力；知识跨度过宽，难以被某个学科独立解决；预期收益又过于长期，企业缺少单独投入的动力。蛋白质折叠、聚变能源、脑科学等领域的进展，都依赖大型设施、公共数据、工程能力以及不同类型机构的长期协作。大科学和有组织科研已经成为现代知识生产不可缺少的方式。

  报告同时强调，机构的形态会影响科学知识生产。大学实验室适合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企业实验室擅长持续迭代的工程开发，国家实验室能够维持大型设施和长期能力，新型科研机构则可以围绕跨学科瓶颈快速组建专业团队。任何组织形式都有自身的边界，有组织科研的局限往往出现在组织目标逐渐替代科学问题之后。组织能够高效推进已经被识别的任务，却很难凭行政程序发现任务书之外的新问题。重大科研任务若遇到原有假设失效、技术路线受阻或不同学科发生意外连接，最终仍要依靠具体科研人员的经验、直觉和学术判断作出调整。

  因此，报告所说的“投资于人”不局限于资助单个课题负责人，也包含对组织内部不同创造性主体的重新认识。报告提出扩大青年科研人员独立支持，发展长期宽口径资助，减少占据科研人员近一半工作时间的行政负担，在ARPA式机构中则赋予项目经理更大的专业裁量权，使其能够作出高风险选择、组建合适团队并根据新证据调整资源。在大型团队中，还要为职业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供稳定岗位，以积累难以通过论文和任务书传递的专业知识。

  我国在有组织科研和重大任务攻关方面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与协同优势。“黄金时代”报告值得借鉴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进一步关注组织能力与个人创造力之间的平衡。高水平的有组织科研既要形成共同目标，也要让一线科技工作者能够依据证据提出不同意见；既要稳定推进重大任务，也要为改变技术路线保留制度空间；既要识别团队和平台的整体贡献，也要看见关键思想、技术判断和工程经验究竟来自谁。组织决定科研能够达到多大的规模，人的创造力决定科研能够抵达怎样的未知。真正强大的科研组织，应当使每一位有判断力的科技工作者都可能成为突破的起点。

  从项目管理到资助组合

  “黄金时代”报告强调了同一种项目制无法管理所有科技活动，承认不同科技活动有不同的知识生产规律，也应有不同的资助轨道。报告指出要让管理制度也要接受证据检验：把资助机构比作科研资本的配置者，并要求元科学单元对评审与资助机制开展实验。

  在科研资助形成不同轨道时，管理者的专业角色也会随之改变。管理者需要提高判断力，判断一个领域缺少什么能力、不同资助工具适合何种活动，以及整个组合是否过度集中于热门方向、成熟团队和短期成果。组合设计也不等于少数管理者凭个人偏好“押注”。裁量权越大，越需要专业能力、公开规则、利益回避和事后评价。

  对科技工作者而言，这场转变最值得期待的，是科研制度开始重新看见“人”：看见任务书之外的问题，看见失败之后的转向，看见长期积累和非共识探索的价值。项目有边界，人的创造力没有预设上限。而未来科技的下一次跃升，仍要由无数仍在认真思考、坚持探索的人共同完成。每一位不肯放弃追问的科技工作者，都可能成为打开未来之门的人。科技强国既要善于组织已经看见的重大任务，也要敢于把时间、信任和资源交给那些能够看见未知的人。释放人的创造力，正是科研资助制度面向未来最重要的投资。

  作者：张懿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