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生产力发展与制度变革，也意味着认识世界、解释现实和创造知识。如何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经验转化为原创性知识，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重要课题。

  为何要从知识体系的高度重新审视农业？回望历史，农业剩余推动社会分工与国家形成，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化、城市化奠定基础，土地制度和农业组织变迁塑造社会结构与治理秩序。进入现代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下降，但其生存保障、社会稳定、生态保护和文明延续的意义并未减弱。全球风险与资源约束更凸显其价值。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丰富实践。面对人口众多、耕地相对有限的条件，中国形成了土地集体所有与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相衔接、市场机制与国家战略相协调的发展路径。农业发展不仅依靠投入和技术，也取决于土地制度、经营组织、公共政策及社会协作。实践呼唤理论创新。小农户能否保持主体地位并实现现代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如何突破土地经营规模的约束？国家、市场与农村集体组织怎样协同？农业发展如何兼顾安全、增长与公平？这些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正在于从具体实践中揭示可供检验的运行机制，而非简单罗列经验。

  从经验走向理论，须明确“自主”不是守旧。中华农耕文明积累的土地利用、水利协作、乡村治理和生态伦理智慧，是宝贵资源，却不等于现代科学理论。只有置于历史条件中，辨析制度基础、运行机制和适用边界，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继承历史是为了理解现实、面向未来，而非复原过去。

  自主也不是“新瓶装旧酒”。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提供了重要工具，但不能满足于用中国案例验证既有命题。仅将农业视为追求利润的产业，难以解释粮食安全的公共目标；将土地集中视为规模经营的唯一方式，也无法充分解释社会化服务推动小农户现代化的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张力，正是创新的起点。

  自主更不是现有学科的机械组合。相关学科各有贡献，但简单叠加不等于新体系。真正的知识体系需要共同问题、关联命题和可检验的机制。效率与安全、资本收益与农民利益、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当代发展与代际公平之间的关系，正是需要贯通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些关系源于农业的政治与经济双重逻辑。

  农业政治研究不仅要说明国家的作用，还要回答公共目标如何形成、治理责任怎样划分、公共权力如何约束，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如何协同。农业政治学由此关注农业战略地位、土地权利、农业财政、农民权益与基层治理。从经济逻辑看，农业发展并非简单的产出扩张，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过程。农业政治经济学既研究财富如何创造，也研究成果如何分配、发展成本由谁承担。由此可见，农业既要重视效率，也须兼顾公共目标。提高生产率离不开市场激励和组织创新，维护粮食安全同样需要稳定预期和公共投入。把经济行为放到制度环境中考察，把公共目标放到发展过程中理解，才能找到协调不同利益与发展目标的路径。

  这首先指向时代之问。传统发展理论重视生产率提升、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比重下降，揭示了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规律，却不足以涵盖农业的全部价值。随着全球产业链重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人口结构变化和气候变化影响加深，农业的生存保障、国家安全和生态功能愈发突出。评价农业现代化，不能仅凭单一效率指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数字平台正在改变农业生产、组织与产业链结构。技术进步拓展了生产力边界，但资本、技术和数据资源集中，也可能重塑农业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与收益分配。如何协调技术与制度、效率与安全、资本与农民利益，成为重新认识现代农业发展动力的关键问题。

  其二是回答世界之问，需要突破农业现代化的单一路径认识。各国共同面临粮食安全、生产率提升、资源约束、城乡不平衡和农村贫困等挑战，但土地制度、国家能力、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条件不同。中国经验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而在于展示道路的多样性。解释不同制度何以形成、如何运行、适用何种条件，才能拓展其他国家的发展选择。

  更深层的是人类之问。土地、水、森林和生态系统既是农业生产的资源，也是文明延续的自然基础。人类不仅要生产更多粮食，还要持续保障基本生存；不仅要追求增长，还要让成果公平惠及不同群体；不仅要依靠技术开发资源，还要在生态边界内为未来世代保留发展空间。农业发展不仅指向经济增长，更应指向人类共同福祉。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统一而开放的知识架构。农业政治学研究农业与国家、权力、制度及公共治理的关系，回答农业为何需要治理、由谁治理、如何治理；农业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解释农业增长、资本积累、利益分配和社会再生产的机制。二者共同揭示农业的基本矛盾与制度协调机制。这一架构还须以中国农业史贯通历史与现实。农业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为资源配置与生态治理提供工具，研究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如何配置，以及资源稀缺、环境外部性和代际福利怎样影响选择。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化研究和文化人类学则关注人口流动、家庭结构、乡村组织、文化传统和人的发展。农业现代化不仅是产业变化，也关系到生活品质、社会尊严和文化选择。

  构建中国农林经济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扎根中国实践，也要面向世界问题；既要吸收优秀成果，也要提出新命题。中国经验是理论创新的起点，而非知识发展的边界；中国方案不是唯一答案，而是人类共同探索的重要贡献。以中国实践发现世界问题，以中国理论揭示农业发展规律，以制度协调拓展发展选择，以农业农村持续发展增进人类共同福祉，是这一学科走向世界、贡献人类文明的使命与担当。

  作者：仇童伟（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安徽农业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