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道出他们科技报国的夙愿

　　【科学家的信】

　　光明日报记者 张晓华

　　1983年2月，“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给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正武写了一封信。信件仅200余字，没有客套寒暄，却映照出两位“患难之交”的深厚情谊和默契。

　　1955年，钱学森和李正武同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两家人还一起游览了广州的名胜古迹。此前，二人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并先后被限制离境……“我要尽最大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成为他们共同的信念。

　　“一直收到《国外核聚变简讯》，我每期都看。”钱学森长期关注我国核事业发展，尤其关心受控聚变、核动力与原子能和平利用问题。而李正武，正是我国受控聚变领域的奠基人。

　　归国后的李正武，率先提倡在我国开展受控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方面的研究，领导绝热压缩小型磁镜装置、小型仿星器装置的建设，并倡议建造稳态“多用磁笼”装置。1969年年底，年过半百的李正武来到四川乐山西南五八五所（后更名为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启了中国首座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一号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就在写信的次年，中国环流一号完成全部安装，同年装置联调并成功获得稳定等离子体。

　　在信中，钱学森笔锋一转，提及当年1月份看到的一篇文章。“激光的科学理论在三十年代就完成了，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在三十年代亦已具备，但激光却出现于六十年代，晚了三十年”——钱学森对文章作者的结论深以为然，认为“其原因是人们思维的惯性”。

　　当时，钱学森已全身心投入国防科学技术领导工作，开始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我想受控热核聚变是否也有类似情况？是否也是三十年代就已具备了开展研究的条件，而实际直到五十年代才开始工作？”他担心“思维惯性”会让科研人员在困难面前裹足不前，影响国家科技发展的进程。

　　“现在我们要制定长远科研规划，切莫犯类似的错误。”钱学森对仍奋战在科研攻关与工程总体一线的李正武寄予期许，并建议“可否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写点文章，以治治我们的思维惯性”。

　　李正武则用行动回应着挚友的叮嘱。1986年，他在第11届等离子体物理与受控核聚变研究大会上汇报中国环流一号初步实验结果，引起国际聚变界关注。1988年，他提出中国环流二号的概念设计框架，推动我国受控聚变事业再进一步……他的实干精神不仅为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榜样，更培养了大批受控热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骨干力量。

　　2012年，李正武嘱咐女儿将个人物品捐赠给中国核聚变博物馆，希望后人铭记中国核工业创业的艰辛。这封信亦在其中。如今，这封信的复印件安静地陈列在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正武楼”内，它的面前是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整套模型。年轻的核工业人牢记先辈嘱托，正在此聚力攻关受控聚变的科学、技术和工程难题，为人造太阳早日点亮人类能源未来奋力拼搏。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3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