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姜澎

　　今年前5个月，沪上高校已接连在三大顶刊《细胞》《自然》《科学》（CNS）上发表约50项科研成果，发文数刷新近年纪录。其中，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校第一作者的CNS论文就达28篇。与此同时，施普林格·自然旗下机构编制的自然指数近日也正式发布。结果显示，2024年前20名上榜的科研机构中，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超过半数。

　　不过，伴随着本土学者频频在顶刊上发表论文，质疑的声音也冒出来。比如，有人就问：这究竟是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实力在提升，还是掀起了又一轮的“论文竞赛”？对此，多位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就近年来本市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以及在探路科研范式变革方面的进展而言，顶刊发文“丰收”并不令人意外。但眼下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让这些顶刊论文，转化为上海创新策源的强劲引擎？

　　从量变到质变，顶刊发文数增量明显

　　从追求SCI论文的数量到重视高被引率，再到如今实现在国际顶刊上文章数量的快速攀升——不少学者解读，随着高校近年来对原创性科研成果的重视，在顶刊上发文数量上有所突破，其实是水到渠成，不能简单归结为“高校一味追求顶刊论文”。

　　在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曾小勤看来，科研投入的量变必然会带来质变；同时，随着高校对原创性科研成果的日益重视，对一些相对“冷门”、短期内看不到成效但具一定前瞻性的研究，也耐心加大投入。以上海交大为例，学校对于包括凝聚态可控相变的热管理技术、深海微生物研究等在内一些“冷门”方向，都提供了十多年如一日的稳定支持。这可以从一个维度解释，为何上海高校在CNS的发文数上有了明显增量。

　　施普林格·自然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Arnout Jacobs）对中国科研发展的感受更加直观。他告诉记者，以旗下《自然》期刊为例，1997年该刊发表的原创科学论文中，只有4篇涉及中国作者，而2024年《自然》发表的、作者以中国科研人员为主的论文，就已超过百篇。“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科研力量，这主要得益于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对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以及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加强。”安诺杰说。

　　从统计数据来看，2024年中国的总体研发投入已位居全球第二。在“自然指数”全球科研城市排名中，上海近年已上升至第二名。

　　科研的“生产关系”正在被重塑

　　除了科研整体实力上升，科研范式的改变也带来科研生产力的提升。盘点今年以来登上顶刊的科研成果，有不少都引入了人工智能研究工具，或通过科研组织形式的变革为科研加速。

　　复旦大学科研院执行副院长徐晓创告诉记者，复旦大学今年以来在CNS上发表了20篇左右的论文，其中大部分成果都在研究中引入了大模型等人工智能工具。与之相关，学校近年来构建的电镜中心、智算中心等校级科研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也为科研范式的变革提供了基础，“这也是科研成果爆发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就敏锐地发现，今年DeepSeek诞生后，《自然》作为科学杂志，在一周内就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谈论它，关心的焦点就是DeepSeek能不能推动科技的发展。

　　还有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用于科研，它正在重塑科研的“生产关系”。比如，过去一些大科学项目都需要科研界的“大牛”带着大团队一起埋头苦干才能完成，但现在，人工智能开始“接手”一些耗时耗力的工作，使得年轻人或小团队也可以做出不俗的成果。

　　比如，不久前在《科学》杂志上刚发布最新科研成果的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侯宇，就是一名85后；上海交大最近在物理学领域顶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最新科研成果的李涛，则是一名90后助理研究员。

　　除了人工智能加速科研范式变革，近年来上海正在推进的工程化研究范式，即有组织科研，同样对科研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不久前参加了上海交大海南研究院的一次科研相关的研讨会，在论及科研创新策源的变化时就分析说，最近10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凸显了两大变化，其一是数据驱动研究的科研范式变化，其二是工程化研究范式。这两者相辅相成，为科学研究带来巨大变化。简言之，就是新的工程化研究范式系统地产生了全面的、高质量的数据，而高质量的数据则又为工程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白箱研究’与‘黑箱研究’相互驱动发展，这可以带来无与伦比的驱动力。”

　　比起“迟到的关心”，更渴望“不被打扰”

　　就科研本身来说，发表顶刊论文还只是过程中的一环。如何把高质量论文转化成真正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生产力，不断增强上海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对此，沪上高校多位学者和相关负责人还有话要说。

　　某高校生物医药领域的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己的亲身经历。他的一项针对高发疑难病症的新药成果在顶刊发表后，却不知不觉让自己陷入了两难。这是因为，他最初的愿望是该成果能在国内企业完成转化，但国内企业和投资机构为了“求稳”，更希望看到有海外知名企业或者投资背书后才愿意投入。而找上门来的跨国药企，则都希望能单独和他合作，因为他们研判这一成果转化为临床新药有50%的成功率，远高于一般医药研发成果10%到20%的转化成功概率。

　　另一位高校的青年科学家也谈到自己的经历。他在过去十多年中没有申请到一个重点课题，原因是他的研究太过前沿，国外也没有类似的研究成果，每次课题都申报无门。为此，他借了一笔经费进行研究。去年，他的成果获得了一个知名奖项后，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带着资源来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迟到的关心”让原本潜心科研的他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应对，甚至投入在研究上的时间从原来的80%减少到了50%。

　　某高校相关负责人也就此谈到，虽然现在上海有了“基础研究特区”计划，各高校也有配套政策，但在营造创新生态方面，要真正做到锦上添花、雪中送炭，还有不少细节工作要做。“我们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让包括年轻人在内的科研工作者获得强有力的长效支持，让他们敢于且不受干扰地做高风险的、‘从0到1’的创新研究，并且在‘从0到1’之后，如何继续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还需多方共同探索。”